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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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左右地拓展于思想之林---刘森林教授访谈录

来源: 时间: 作者: 张鹏 周昕慧 王凯慧 刘成成编辑: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字号: 阅读:



访谈人:

张   鹏   201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周昕慧   201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凯慧   201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刘成成   2016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访谈嘉宾简介:

刘森林,男,汉族,1965年7月生于山东昌乐,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1985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1988年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6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在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5月至2016年10月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1995年10月晋升为教授,曾为全国最年轻哲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兼任中国马哲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应用哲学学会副会长。

近期主要关注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中国、德国、俄国的虚无主义问题,物化问题、中外启蒙问题等。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研究”、“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研究”,教育部基地招标项目“启蒙反思: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分析”、“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全国百优论文项目“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启蒙与虚无主义:从马克思、尼采到朱谦之”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7部,主编“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虚无主义译丛”,并先后四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百篇博士论文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等重要奖项。

   1.从您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您从本科开始学习哲学到如今成为著名的学者,那么最初您选择哲学专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哲学能够吸引住您,让您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求索的魅力何在?对于当前经管法的兴盛而文史哲的冷门现状,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读大学的时候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那时高考填报志愿的信息量很少,对大学里的情况了解得也很有限,院系专业也没有像现在分得这么细。所以那个时候学哲学,一方面是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另一方面是主观观念上的差别,那时不像现在这么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我本来比较擅长理科,为了躲避原来班主任一个令人畏惧的癖好(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现在的同性恋)而选择了文科。面对很多同学的无奈,我很庆幸可以通过学文科而有办法躲避。当时文科并不好考,及时更换的理科班新班主任极力阻拦,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冒险选了文科。好在,我父亲对这方面不甚了解,尊重了我的选择。随后我考上了山大,跟我学理科考的学校差不多。

 学哲学对我来说应该首先是一个“被定位”的过程。我那时最擅长的科目是历史,但因为在高考预选中政治科目考的分数奇高,被定位为适合学哲学,当时那个年代政治课主要内容就是哲学。但这种被定位在后来的哲学学习中并没有与主观情绪产生任何冲突。后来我考研报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算是对我客观被定为的学科(哲学)与主观喜欢的学科(历史)的一个成功整合吧。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的是,高分的学生都青睐基础性学科,文史哲、数理化。1982年山东高考文科前2名,后来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报的专业,第一名是历史,第二名是中文。放到现在,不被父母骂死,也会把同学气死吧。

 因为自己喜欢哲学思想史,每个哲学家都有不同的思想,看待世界与人生都有不同的角度,这让我感到很有意思。如果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很容易发现哲学的魅力,并沿着哲学家的思路进行下去。哲学能吸引住我的地方也就在于其独特的思考和介入生活的能力,社会进步很快,哲学对当时生活有很强的介入能力,虽然现在不是这样了。这是我喜欢哲学的一些方面。

 对当前经管法兴盛文史哲冷,体现了一些价值选择的世俗化变化。大家选择都受功利主义和实际效用的影响,人文知识越来越边缘化,直接有用、立马带来收益的经管法尤其受到关注。但是因为长期在广东工作,那儿市场经济比山东发展的要早、也相对成熟一些,发现情况早已悄悄发生了变化。中大哲学系里自愿选择哲学的比例总体上在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可以学经济等热门专业的学生自愿来学哲学了。理科似乎更明显:转系去学理科应用型学科相对容易,但是转学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却很难。基础学科更受欢迎,因为进一步纵深和向高端的发展更有利。文科的道理也是这样,但实际情况相比理科还没那么明显。

 我女儿到了爱丁堡去读文学,被同学问是不是家里很富有,因为在外国学基础学科的据说也往往更多是富有家庭子弟才会去读的。说明文史哲受冷遇这个情况不光在中国,外国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中国这么严重而已。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放在德国差不多应该会有二三十个哲学系吧。从我的了解来看,大国对文史哲是不会大力缩减的,小国才会。中国、美国、俄罗斯等都是大国。相比之下,日本近年减少一些人文学科教授的职位,应该是没有大国担当的表现吧。从这些情况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特色之路的逐步深入,我想中国文史哲边缘化的现象势必会逐渐得到抑制和改善的。未来文史哲在中国发展的空间是逐渐扩大的。2016年北京地区大学就业市场调查,哲学专业就业率排名第一,广东大学就业市场调查,哲学专业毕业生2014-2016连续三年起薪水平排名第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您本科毕业于山大,研究生生涯在人大度过,之后又在中大任教近二十年。结合您的人生经历,您觉得南北方高校的学术氛围和社会环境各自有哪些特点?作为山大的知名校友,您觉得和您求学时相比,现在山大有哪些变化?

 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适合回答的,因为我在北方和南方都待过。本科、研究生我都是在北方读的,在南方大学任教近20年。实际上,北方和南方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如果以长江为南北方分界线,南方各地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南方高校更开放,更活跃一点。相比较而言,北方高校尤其是山大的特点是扎实,一步一个脚印,但是开放、活跃的程度和步伐可能要弱一点、慢一点。虽然体验感觉的时间还不够充分,也可能不很准确,但我感到南北方(以山东大学与中山大学为例)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是:我们似乎相对更重视知识,而人家似乎相对更重视问题。在学校管理方面,我了解的几所北方大学都相对传统。而南方大学像中大,我觉得中大是国内985高校中最接近欧美大学管理的,行政真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不只是口号。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我认为广东等地处中国很南方的学校,它们的学术主导倾向比较讲究精耕细作,探讨的问题比较小、比较具体。与此相对,北方尤其是北京学人探讨的问题很多都是很大的问题,像国家、民族、世界的问题。这其实说起来各有利弊。当然这主要是就我所更熟悉的人文学科来说的,也是大体而言的。

 第三个区别,就社会环境而言,广东这种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它的市场发育跟山东相比更成熟一些。所以,市场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有些都已经经历过了。而山东,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一些领域发展得还不够,社会服务尤其如此,学术方面也有一些表现。在人们心目中,广东应该受市场的影响大些,而实际上是正好相反的,由于市场发育早,所以,在专业、就业选择等诸多方面,广东现在受市场影响反而小,山东受市场的影响反而比较大。这就是我意识的第三点区别。

 就山大的变化来说,我认为没有变的一点是稳重、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这个优点始终保持着。我在读山大的时候,山大是比较保守、传统的,现在就开放多了。虽然不同的学科、院系表现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已经挺开放了,很多已经向国际看齐。但是,有的学科、有的方面,我认为还是做得不够,对于国内国外的同行新近的发展,新的思路、方法、论题、视界等新变化新进展关注和吸收得还不够;不用说国际争先,就是国内争先有的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底蕴。举个例子,大概十年前,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有学生交流的项目,两边哲学系每年有交换学习的机会。其中有一年,中大哲学系的一个学生来山大经过半年的交流结束后不想回中大,问他原因,他说山大这边多是读原著,读一手材料,而中大多是读二手材料,虽然灵活但是不够扎实,最后这个学生又在山大留了半年。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两边的差异。从我由中大到山大的感触来说,中大从校长到院系、老师都比较愿意赶超前沿,追新求变,力求站在很前沿的位置上。而山大给我的感受是稳固,在原来认定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似乎不很愿意去追新求变,甚至对新的东西采取置之不理、怀疑拒斥的态度。这是从我上学到现在都能感觉到的。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学科不同方面各有复杂情况,但总的说来,在稳固、扎实、认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赶超前沿、争创一流、主动领先、引领潮流的意识,是山大应该加以努力和发扬光大的。要有争先意识、领先意识,我认为这是山大可以继续强化的方面。

   3.有些人强调哲学的学习研究应打通中西马,也有点人认为中西哲学成就自己的基本“范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打通,甚至有些人认为如果死卡西方对于哲学的定义来讲,中国就没有哲学,对此您怎样看待?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做学术我更欣赏从问题出发,从问题出发就没有必要固执于中、西、马的界限了。问题是相通的,从问题出发就自然要打通中、西、马。现在意义上的哲学来自西方。在中国做哲学必须中西相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是吸收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跨学科的各国思想才得以可能的。所以,海纳百川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关心的特殊问题,有它特有的提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成于西方的,所以它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天生的亲缘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一个西方哲学。真正理解它,必须要有很高的有关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的深厚学养。为此,十年前,我主编了一个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译丛。之所以编这个译丛,是因为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有同学反映马克思的书看了好几遍但收获不大。而我认为,看多遍收获不大是因为你缺少马克思的知识结构。马克思受过很好的西方古典教育,掌握好几门语言,像古希腊语、拉丁语,不但熟悉古希腊哲学家,也熟悉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你没有这种知识结构所以只能看出皮毛。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很熟悉的东西他是没有必要在文字中都写出来的。我们读他的书,从文本中抽出来的意思很可能马克思当时没有直接说,而是蕴含在文本里面,我们要熟悉马克思的知识结构去把它抠出来。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这个译丛,有助于这个目的。我们中国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立足于中国,因为它有中国独特的问题、独特的气派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肯定跟德国的、跟西方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又是一个中国式的,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思想,跟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更和需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西、马应该是相通的,设置任何一个界限都会阻止它的思考。所以从问题出发,我觉得涉及到那里就通到那里。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囿于特定视界的界限,都会被突破。这么多年来,我想先把马和西打通,自己做不好的话,起码得要求更年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要做好,因为未来更要求这样。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山大工作的冯波老师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他博士论文做的是“马克思与斯宾诺莎”,他对马克思和斯宾诺莎同样熟悉(斯宾诺莎研究是我们山大哲学系的传统优势,对于山大马哲教研室来说,研究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整合融通,也算是名正言顺、理应去做的事情)。另外一个目标,我也想把马克思和中国哲学结合到一起,我现在有一个博士在我的建议下尝试用儒学来阐释虚无主义的中国克服方案。我希望她能走得通,走出一条新路。在这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我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打通中、西、马的新路来。如果按照西方的哲学定义的话,中国本来是没有那样的哲学的,但是西方那样的哲学只是一个西方哲学,不是哲学一般。如果把对世界、人生的根本性的、理论性的看法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解的话,那么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有其优点也有它致命的缺点,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优点。所以,我认为不能从中国出发来否定西方的哲学,也更不能从西方出发来否认中国哲学,也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否定其他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而应该是从问题出发来理解所有的哲学。

  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您觉得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作为统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化的世界有何现实意义与帮助?

 中国的现代化可称之为九死一生,十次机会九次都没有成功,只有一次成功,这一次成功就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来作为理论的指导和基础来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个不是偶然,肯定有它的必然理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内在地有一种必然的亲缘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来说,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是完完全全融在里面的一个内在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此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现代中国社会,应该是十分合适的。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社会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关于实践标准的提出、讨论和确立。没有实践标准的确立,我们改革开放的很多政策、很多措施的出台都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阻力很大,而实践标准把那些条条框框都打破了。后来政府长期奉行效率优先、兼及公平的发展方针,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现代化建设进入科学发展观这样的背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新的要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联系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密切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能起那么明显的积极作用。从2000年开始,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批做马哲的人都存在困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怎么做、怎么应对哲学、马哲呈现出的边缘化等问题。大家都痛苦于如何转型,怎么能找到一个适合的、能够不断推进的、有前途的道路。十多年过去了,大家找到这个路了,各个学校都有各自的路。找到路是好事,有的做思想,有的做文本;有的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做,有的从现实来做思想;有的是跨学科的,有的是专注于哲学的,方式很多样,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多样化之后,很难找到原来那样集中关注研究的热点,显得不再那么受关注,显示度不再那么大,也是必然的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哲学也很难回到革命时代那样的核心位置。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化的作用将日益重要。对于一个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超越资本的逻辑所孕育的文化,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超越虚无主义时代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必定陷入虚无主义,无法自拔,必须开启一种新文明来超克这种以虚无主义为本质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应该是可以期待的。而这个超克虚无主义的问题,肯定是一个牵涉到中、西、马各学科并要求它们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5.众所周知,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近些年尤其是对虚无主义研究颇有建树。“虚无”通常作为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它与传统道家哲学中所讲的“无”有什么区别吗?对虚无主义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有何积极意义?

 我研究生阶段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做了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后,跟我们这里的刘陆鹏老师、何中华老师相似,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哲学研究。在做发展哲学的研究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怎么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发展的问题?后来到了中山大学工作之后,因为那里特别强调纯学术性,我就产生了对发展哲学基础研究的转向。近代启动的“发展”,是人类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从未有过的:它是从一个点出发,不断地上升,越来越好,以前都是轮回、循环观念,现代人则相信“进步”或“发展”。发展的观念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占的比重非常小,但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于近代发展观念迅速蓬勃,我觉得是由于主体观念的兴起。就是人要改造世界,人内在地具有足够的能力自足自立,并且还能改天换地,能把世界改造得符合人的主观选择和倾向。那么对于这个主体性问题,在研究主体性问题的时候,又会遇到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每个人都靠自己内在的主体性来面对客体世界,任何外在的东西,未经批判,未经审查,都不予以接受这样的问题。这样,最后导致的 一个结果就是,我相信什么呢?我追求什么呢?就只有我自己说了算,那就没有一个公共的,公认的,高于个人的共同性的崇高价值(至多有一个不能突破的共同性的底线价值),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它体现为,在保证最低限度的道德价值的基础上,更高的价值追求使开放给每个人自己的。对于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追求世俗化价值,上升不到崇高的价值追求,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状态被作为正常态被认可,成为一个问题,得到思想家们的思考,这就是(价值)虚无主义问题。说它是虚无主义问题,是传统深厚、又有承担意识的大国,一开始是德国和俄国,然后是日本和中国意识到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始发国英国,这个问题最多被当作一个所谓价值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如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马修·阿诺德)。所以,对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对发展哲学基础的追问,这就使得虚无主义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必然面临的、由其自身必然导致的一个麻烦的问题。

 于是我就转向了虚无主义的思考。虚无,虚无主义,一般人会认为是个负面的东西,的确,简单的说,虚无主义的虚无并不是指什么都没有,而是指的崇高和超验的价值不再受到信奉,而超验崇高的价值,是传统形而上学建构起来的。所以其哲学基础就是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以此为基础得以建构的崇高和神圣的价值,以及装载着这种超验和神圣价值的王国已经坍塌掉了,大家不再信奉,这就是虚无主义。这种虚无和道家讲的“无”的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从老庄到魏晋玄学,这个无,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象征着高于有的东西,标志着一个很高的境界或看待世界的层次、境界。无论是以中国的道家出发的无,还是之后佛家讲的空,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都是很高的。作为麻烦问题的虚无主义来自于西方现代,而非中国传统。始于英国、荷兰的这种现代文明,是地球上第一个席卷全球的全球性文明,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走这个现代化之路,因而不可避免地遭遇虚无主义问题。虚无主义问题无论如何都会不请自来,我们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认真严肃地对它进行研究。

 就意义来讲:

 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逻辑一定要把一切崇高的和神圣的东西解构掉。让追求的一切价值都用货币和金钱来衡量,都可以标上价格。也就是说,资本的逻辑要消解一切崇高,消解一切形而上学。把工商业追求的价值当作唯一的价值来对待。那么这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现在面临的理想与信仰的缺失、崇高价值的陨落,嘲讽崇高和神圣,犬儒主义,认定一切价值都是物化价值等。作为现代性的本质,我们必须要研究它,以此找寻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怎样才能避免它。

 虚无主义20世纪初来到中国之时,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总书记是陈独秀。他及时发现虚无主义在中国起一个很不好的消极作用。本来五四是号召中国青年建设中国的,但是,青年人的热情和希望还没有建立起来,就面临被虚无主义给浇灭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陷入一个看不到希望,以及对自己建立的现代文明抱有深深的怀疑的处境。原来他们自信自己的文明可以普照世界。但是一战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他们也在追寻希望何在。这也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所看到的。之后罗素在中国作了关于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讲演。罗素认为西方式的道路已经没有前途,希望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俄国的新路。中国要保留和发扬光大自己的传统。以上的这些思想,使得好多人开始片面地说中国的传统好。比如,宣扬老年人式的看破红尘,这其实就是中国式的虚无主义。陈独秀认为这不行,青年人不能这样。因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对虚无主义很重视,把它视为对建设新中国很不利的因素。陈独秀这个北大教授的看法与北大学生的朱谦之很不相同:朱谦之认为虚无主义是比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更高的或者说最高的一个人生境界。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实现的是部分人的自由,社会主义实现的更多数人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实现的所有人的自由,但虚无主义实现的是除人之外所有存在者的自由。在当时的中国,他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

 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马克思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如果理想是看破红尘,是无作为,就像文革结束,红卫兵从农村回到城市,大家也是这种看破红尘的思想,那肯定是不行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记得有个电影叫做轮回,就是宣扬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没酒喝凉水的思想。电影中的主人公觉得年轻时候在高大上理想指引下追求理想主义使得自己丧失了青春,回到城里连工作也找不到,理想是没用的。所以那代人有些一度陷入了看破红尘的轮回观。幸亏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蒸蒸日上,使人们重新获得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如果中国现代化启动不成功的话,这部分虚无思潮的进一步发酵就很麻烦了。所以,从建设一个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理想社会来说,虚无主义是起一个很负面的作用的消极因素。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6.我们了解到,您最近开始了对尼采的研究。作为后现代哲学先驱,尼采对于传统和现代价值持一种批判和消解的态度,深深忧虑现代文明会陷入虚无主义。而马克思则是看好现代文明的前景,认定它的潜力会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得以进一步释放。您能谈谈对于这二者观点的看法吗?

 我们在上个问题中也提到,马克思从激进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进行批判,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批判的聚焦点主要是“异化”、“物化”这个角度。保守主义者是从守旧的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最核心的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他们心中崇奉的那些美好价值被解构的虚无主义,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两种哲学的批判对象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从未来的角度,一个是从传统的角度,或者未来加传统的角度。这两种角度能不能结合起来呢?这是我研究尼采的动因,马克思是激进批判的代表,而尼采则是保守主义批判的代表,既然他们批评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他们对基督教传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都持一种非常一致的批评态度,那么在这些一致性中能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能不能找到一些互相启发的东西,甚至能不能融合起来?在我国,以前曾有人有过整合马克思与尼采的类似想法,比如曹聚仁先生曾有这方面的建议,但没有人去实施过。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两个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伟大思想家完全可以也应该放在一起来思考,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世界的批判是希望将其推进,希望将存在其中的弊端和问题解决克服掉。而尼采则认为改造资本主义文明必须要另起炉灶,资本主义文明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认为古代社会比原始社会更进一步,资本主义文明比封建主义文明更进步,而尼采则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西方文明就有问题,是出于恐惧而糟糕地形而上学建构,其源头基础本来就很成问题的东西,是虚无。苏格拉底前的悲剧文化才是好的。他认为苏格拉底开启了理性的传统,开启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和基督教的传统结合起来导致西方追求的不是高贵的东西,崇高和神圣的东西都是冒充的。要找到真正的崇高和神圣,需要先从前苏格拉底社会文化看看,那个社会不追求平庸和虚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发。所以尼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激烈程度肯定超过了马克思,但是这种激烈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尼采的哪些观点可以吸收和借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马克思和尼采都想通过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其代表来寻找能够开辟未来建设新社会的主体力量,对马克思来说是无产阶级,对尼采来说是超人。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尼采的超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可以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寻找改造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方面得到一些启发。这是基于对尼采的研究而产生的对于马克思研究的一些启发和借鉴。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升学术性、回归问题本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重提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密切关系。这方面的会议很多,一个接着一个,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由此忘掉,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是要最终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的学术目标与德国古典哲学是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的。而这方面马克思与尼采倒是很类似:他们都想告别、革除传统形而上学,都强烈批判传统的基督教世界,都很不喜欢资产阶级建立的资本世界。马克思和尼采的整合性研究是富有前景和充满意义的。

   7.作为晚外发现代化大国的中国同样遭受虚无主义的困扰,对比德国和俄国,您觉得中国所面临的虚无主义困境有什么样的特点?解决的出路何在?

 虚无主义是晚外发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也是这些国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主要有德国、俄国和中国,日本有一点思考。跟德国俄国相比,中国遇到的虚无主义的特点有这么几个:

 第一,德国与俄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思考,或者说这个问题在他们那里至今仍然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但是中国思想家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德国和俄国,当本国的传统受到外来文化现代文明的输入产生明显的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思想家们很多都立足于本国传统对现代文明、现代工商业价值提出质疑和批判,这个力量很强。可是在中国,似乎不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初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虽然很难说谁赢谁输,但是从各个方面讲应该是科学派胜利了。所以,在中国,“科学”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词,而“玄学”成了一个不太好的词。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主角巴扎罗夫之所以被小说中的俄罗斯贵族评说成是虚无主义者,就是因为他用科学来看待一切和解决一切,被持传统立场的人看作虚无主义者。但在俄罗斯备受批评和嘲讽的巴扎罗夫们,在中国却耀武扬威,把我们从事的文史哲研究看作是可有可无、该拿到实验室去用显微镜看看有用就留着没用就扔掉的东西。如果说中国也有强烈的指责西方现代性是虚无主义的思想家,那就是辜鸿铭先生。但在中国当时大家都用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他,有一种说法是国外人来中国旅游除了看故宫看长城还得看看辜鸿铭先生,他是中国一景。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辜鸿铭先生虽然没有用虚无主义这个词,但他是看不起现代工商业文明,看不起现代管理,他觉得中国传统的东西才是非常好的,但中国人不重视他。假如他在19世纪的德国或者俄国,我想会有很多人推崇他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看来,虚无主义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朱谦之先生是思考虚无主义主义最系统的一个学者,但他竟然认为虚无主义是一个最崇高的人生境界。因为虚无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人们是将它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极端派别来看待的。朱谦之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境界不够高,而虚无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自由主义就是建构一个完美的社会,它让一部分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社会主义比自由主义高一个层次,社会主义是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而无政府主义是让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和解放。朱谦之先生认为虚无主义层次更高,它是让所有存在都获得自由和解放,不止是人,还要让所有的存在不因为人的自由解放被遮蔽和否定。他将虚无主义当作人生最高境界来看待。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还不高,虚无主义作为一个负面问题在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才导致朱谦之先生这样来看待虚无主义。

 第三个特点是,随着中国现代化不断的发展,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在亚欧大陆从西向东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德国和俄国搞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像在中国价值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的这种可怕局面。这说明中国虚无主义的问题非常严峻:不但崇高价值被虚无化了,而且还进一步面临基本价值的被虚无化问题!所谓该出现的都出现了,该登场的都已登场,问题都出现完之后就得折头返回,另寻新路。虽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但历史虚无主义一定是价值虚无主义导致的一种结果,是价值重估才导致历史的重估,而价值重估意味着对传统形而上学、传统价值的一种质疑。建立在传统形而上的崇高价值坍塌掉了。所以从哲学上讲,根本的是哲学基础的问题。不管是历史虚无主义还是价值虚无主义在当下都很严峻,有很多的表现,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当下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不断的被突破,以至于出现了这么一种看法,中国再往后退也没什么退路了,中国的现代化是退到不能退的地方了,然后触底反弹,开辟一个新路,或许是虚无主义在中国将获得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或新的契机。当然这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责任,给了人们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中国没有把虚无主义当做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而这个问题早就是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可惜我们研究得非常不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研究虚无主义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在策划一个研究虚无主义的批判性译从,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大概6-8本书,已经开始翻译了,希望这个译从能让更多地人了解虚无主义是怎么回事。

   8.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是当今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重中之重,我们都知道您曾任《现代哲学》的副主编,从您的视角看,在校学生的学术创作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在给研究生上课之余也有所提及。

 第一是选题,选题不能太大,特别是研究生,大选题是没办法把握的,如果选题太大,就很容易导致空话连篇、大而无当。

 第二要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了解、梳理、概括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仍然有研究空间的、仍然能说出新话的、仍然能表达新意的地方和问题。现在我们研究生论文的问题常常就表现在这里。即使题目不是很大,但是已有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很多学生还是从开天辟地讲起,或者从中途讲起。其实这些话其他人已经说了很多遍,没有必要再重复说了。学术论文只能从他人还没有讲,或者讲的不够的地方开始讲起。当然,只有充分了解学术界研究这个问题的进展,才能找到有学术价值的题目。才能发现接着讲的层次和点。写论文必须弄清楚的,常常出现在论文中的大篇幅的综述性部分是可以略去的,应该以直奔主题为宜。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学术对年轻老师和研究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第一,选题、视野首先得放眼全国,特别不要忘记港澳台,在检索国内已有研究时不能只搜索大陆学术界的情况,一定不能忘了港澳台已有的研究成就,我们做学术研究也要贯彻一个中国的理念和要求。第二,进一步放眼全世界,一定要知晓国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就,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成果。如果研究对象是国外的人物或问题,那就必须懂得其由以表达的原始语言。研究德国的人物与问题得懂德语,研究法国的人物或问题得懂法语,否则,遇到真正的专家一句话就给你否定了,你还哑口无言。

 第三,因为现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50年代中国大学学苏联之后向这个方向靠得越来越近,而西方大学倡导综合性,不主张专业分得很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努力改变这一点,但专业分得过细,学者视界不够宽大的问题仍然相当严峻。在这个背景下,尤其需要在更宽阔的视野中来看待问题,在学科“缝隙”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会有另一片天地呈现。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其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做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前后左右拓展:两个前后,两个左右。所谓前后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必须将马克思哲学放在西方思想史的传统中来看待,才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所以第一个前后是西方思想史的前后,马克思创立自己理论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有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研究马克思要把它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所以还要有一个中国的前后,小前后起码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要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救国救民,马克思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来进行中国现代化。这个小前后至少是从近代开始,远一点的话马克思主义也要吸收中国传统中优秀的思想,这里就涉及中国的大前后,从古至今,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是两个前后。还有两个左右,一个左右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学科,没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经济学这样的划分,这都是后来列宁搞的划分,这与苏联过细的划分学科有关,所以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跨学科的,做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往往需要懂好几个学科,不能光懂哲学,还要懂点经济学,懂点政治学等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不都是分在哲学系,有可能在文学系也有可能在经济系,或者是政治学系、历史学系都有可能。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更多在哲学系(其他系很少了),这个是不太正常的,所以第一个左右就是学科要通开。第二个左右就是理想与现实要通开,在现实活动中来寻找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来确立自己理论研究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第一点。所以不能只读是马克思的一些文本,要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读更多的古今中西文本,读社会现实这个更复杂、更生动的“文本”,从前后左右向外拓展,在这种拓展的过程中找到更多有意义的问题,有一些新发现。

 第四,研究生同学要进行学术创作,特别是以后要读博士的同学,一辈子要从事研究的这些同学来说,还有一点注意的就是,接近学术前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尽早加入老师的研究团队中,特别是领先、处于或接近学术前沿的那些老师,很快就能接触到最新的问题,最前沿的问题,或者最前沿的做法。做法很重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些新的方法,老研究生可以带新研究生,怎么写论文,有同学不好意思问自己导师的话就可以问自己师兄师姐。虽然很多老师都让学生问问题,但是同学不好意思问,或者攒很多问题隔很多天才问,但是找师兄师姐是很容易的,聊聊天就聊出怎么做了。所以,加入研究团队,跟随前沿的研究团队是很快捷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多参与学术活动,多关注国内外同行的研究状态,最好是多参加学术活动,有什么会、什么讲座都可以去听一听,说不定就受到了启发。最后一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多动笔、多写作、多思考。学术界有一些学者知识量非常丰富,但是你问他你才能知道,他的那些知识在他那里都是死知识,他没办法转化成自己新的思考。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问他让它的知识活动起来,但这绝不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死知识带得活起来,而思考一个问题就需要查阅更多资料,这样串联起来就活起来了。除了多思考,还要多写作,写是很重要的,好多东西觉得考虑的差不多但一写就出现问题了,多写多动笔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写出来以后不要自己看,可以给同学多看看,给老师看看,与大家多交流,这样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当然有机会多讲讲也好,写出来一讲就会发现很多漏洞。所以多思考、多写作、多言说,这个经验基本上对大家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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