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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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存的哲学家——谢文郁教授访谈录

来源:总编 时间: 作者: 本科生会编辑:本科生会 字号: 阅读:

访谈日期:2010-3-30

访谈地点: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基督教教研室

访谈记者:何锋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08级哲学本科生


谢文郁教授简介:

谢文郁:1956年生,广东梅县人。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宗教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哲学学士。现任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史,基督教思想以及比较哲学。主要作品有:《自由与生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蒂迈欧篇》(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The Concept of Freedom:The Platonic-Augustinian-Lutheran-Kierkegaardian Tradition(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2);《失魂和还魂》(加拿大恩福出版社,1995年),以及上百篇学术论文。


谢文郁教授是国内有名的基督教研究专家和柏拉图研究专家,在所在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笔者曾有幸聆听了谢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宗教哲学”课程,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我为他渊博的学识、精到的见解所深深折服,由衷的产生了敬仰之情。这次能有机会面访谢教授,再次领略谢教授的学识与风范,我备感荣幸。通过近两个小时的访谈,我对谢教授有了更深的了解,访谈过程中他身上所显现出来的浓厚的人文气质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应笔者的请求,谢教授首先简要的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谢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自己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时讲起。当年在北大,他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研究;90年代中期去美国后转而从事宗教哲学特别是基督教思想研究;后来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兴趣又兼做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对于学术研究领域转变的原因,谢教授指出这与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他谈到,他从古希腊哲学研究转向基督教思想研究,原因在于,在处理古希腊哲学进入希腊化时期的发展时,他发现,纯粹从希腊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已经无法解释其中的发展线索。


长期以来谢教授主要是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后来他又兼做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笔者对这一转变深感兴趣,因而请谢教授就这一转变做更多的介绍。谢教授首先谈到自己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兴趣,他说自己虽然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他仍然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他的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谢教授发现,虽然五四以来西学对中学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冲击,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并没有被摧毁。这一点可以从港台和北美地区新儒家的兴起得到印证。因此,谢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仍然有着它的价值,也许它可以解决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认识,谢教授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时又进行着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不过,与其他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不同,谢教授是本着自己在基督教中所获得的生存体会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他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同样有着很浓厚的宗教情怀,而这一点至今还很少被人所注意。所以谢教授是这方面研究的开路者。


作为一个精通西方哲学同时又进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专家,笔者认为谢教授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方面有着发言权,因而要求谢教授对此发表看法。对于这个在当今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讨论得很多的问题,谢教授谈到,首先他反对硬搬西方哲学的术语来阐释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阐释是非常外在的。他指出,有些研究者喜欢拿西方时髦的术语和命题来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这是一种很生硬的做法。说到底这些西方的术语和命题仍然是西方的话语,并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中所表达的东西。因此,这种话语并不契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谢教授着重说明了他所认可的一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那就是从古人和现代人的生存关怀出发进行研究。中国古人在生存中会遇到困境,并追求走出困境。这就驱动他们深入到生存困境中,用自己的感情去体会它,用自己的概念去表达它,并努力寻找解决办法。这种生存关怀,流传至今便形成所谓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我们当代人在生存中不可避免地也会陷入各种困境中。这些生存困境和古人所遇到的困境是想通的。很显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血液相传,语言相承,思想浸染。只要我们深入到生存关怀中,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古典文本所传递的生存体验和情感思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地体会并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从生存关怀入手是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以使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路向。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当今国学复兴的一种具体体现。西学对中学的长期冲击造成中学一直处于弱势;国学复兴正是中学对弱势地位的一种反抗。那么,在国学复兴的这种情况下,未来西方文化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的总体形式又会是怎样,笔者就这一问题请教了谢教授。


谢教授从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说起。他谈到前段时间自己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为他们新出版的《康德传》写了一个序言,题目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是引用尼采评论康德的一句话。在这篇文章中谢教授通过阐释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把康德呈现为一个深受儒家影响的思想家。康德的这一事例反映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近代西方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的一些著作翻译到西方,从而使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形成了一股崇拜中国的一种思潮,一直到十九世纪才结束。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深深的影响并且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吸收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像康德这样一个被看作是西方文化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思想就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成分在里面。十九世纪之后,西方人因为有康德哲学这样的思想作为他们讨论的基础,因此便有了一套现代的西方话语体系,也就不再看重中国的文化了。谢教授评论道,如果这样来看西方文化,即:当代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文化,而是17、18世纪的西方人在自己的生存关怀中,吸收当时传入欧洲的中国思想而融合成的混合型思想体系。它本来就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产物。在西方文化占优势的今天,如同之前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一样,中国人同样也需要学习西方文化。所以,当代西方文化在未来中国文化体系中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经过一个长期的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之后,中国未来文化将是一个新的中西文化融合。这种新的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别可能会变得比较模糊,不再那么容易辨别清楚。


听了谢教授对中西文化发展的精辟见解和分析之后,笔者向谢教授再次请教了一个中西对比的问题,即中西学者哲学研究的差异。

 

谢教授对中西哲学研究的差异作了很中肯的对比。他认为,中国研究哲学的学者更像是思想家而不是职业哲学家。因为几乎每一个哲学研究学者都有着一种救世情怀,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因此他们比较关注现实,他们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也就比较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西方的哲学研究学者并不在意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是否与现实有关联,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他们谈论的是纯粹的学术,对思想则较少注意。因此,比较而言,中国的哲学研究学者现实性强烈些,而西方的哲学研究学者的学术性更纯粹。


在听完谢教授对中西学者哲学研究的差异之后,笔者想到中国学者在哲学研究领域仍然较少有原创性的思想出现,因此请谢教授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谢教授谈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大量的翻译引起西方的哲学思想,相对而言很少有原创性的发挥。这样一个引进消化的过程可能还要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至于如何进行原创性的哲学研究,谢教授从关注生存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谢教授强调,我们要关注生存,关注自己生存中出现的问题,形成深刻的生存体会,并在基础上谈论思想,即:用概念表达自己的生存体验,构造概念体系,展示生存的内在运动。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生存所遇到的问题有深刻体会,急急忙忙地寻找方法,特别是去西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概念体系中寻找解决办法,那么,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解决办法,因而徒劳无益。西方思想是西方人自己在面临他们所遇到的生存困境时发展出来的,是要处理他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至于他们的那些解答方案能否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加以考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生存体验出发,带着自己的生存关怀学习、介绍、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形成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思想活动,提出并建构原创性思想。比如说,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其实都是在表达他的生存关怀,揭示生存困境,并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他们的思想能够流传至今,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深刻地建立此基础上的。没有生存关怀的思想是没有生命力。原创性只能来自于此。


关注生存是谢教授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除了关注生存以外,研究哲学还应注意哪些问题呢?对此,谢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谢教授从三个方面谈到研究哲学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谢教授指出,首先,我们许多哲学研究者着急浮躁。他们希望自己早出书、早出研究成果、早点成为教授。在这样一种想法的作用下,他们的整个研究工作也就显得很浮躁。自然,他们也许碰上了就成名成家了,但不可能创造有很大价值的学术成果。研究哲学需要精研细读经典文本。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与毅力。急躁是出不了哲学的,也成不了真正的哲学家。因此,研究哲学要切忌急躁仓促成名。其次,哲学研究必须有学术献身精神。一个研究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大小与他所获得的名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史上有很多大思想家在学术和思想上都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在世时既没有多大的名气,也没有得到物质利益的回馈。比如,丹麦哲学家齐克就是一个例子。齐克果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生前常常被人奚落嘲笑。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能学术成果丰硕而物质生活穷苦潦倒。因此,我们在进入哲学研究时对此应该要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而是需要养成一种学术献身精神。一个脑子整天想着如何挣钱的人是成不了哲学家的。第三点,勇于争夺话语权。整个思想史就是争夺话语权的历史。因此,思想家要有争夺话语权的冲动和热情。话语权并不等于说话的权利。如果一个学者有着说话的权利,所说的却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说过的,或仅仅是介绍人家说过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拥有话语权。话语权意味着既有说话的权利,同时说出的话又是前人所未及,而后人所乐道。这样,你就能够原创性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哲学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去争夺这个话语权。这种争夺话语权的冲动和热情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力。一旦进入哲学研究,我们就应该培养这一冲动和热情。这件事应该在哲学本科生中开始做。缺乏这一冲动和热情,哲学研究就是枯燥无味的。比如,哲学专业本科生要早早就有冲动写学术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日益积累,观点碰撞而不断完善,不知不觉就培养起了自身的学术素养。


最后笔者谈到现在在教育界讨论得很热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并请谢教授谈谈我们高校应该如何改革。


对于高校的改革,谢教授谦逊的说自己不是一个教育家,在这方面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他只提到说自己很欣赏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模式,大学最珍贵的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是大学最核心性的东西。大学应该要包容各种思想,要兼收并蓄。如果能回到蔡元培的办学思路上,中国的大学就能够办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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