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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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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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日期:2012年9月6号 
  访谈地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荞曦厅 
  访谈记录及文字整理:石梦娇 哲社学院2011级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孙寅杰 哲社学院2011级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学者简介: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并入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作为美籍华人学者,他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IACEDM )环境哲学总顾问。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学术著作:《儒家哲学论》、《本体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等中英文30余种,以及学术论文300余篇。 

    石:成老师,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劲起,中国当前学界出现了要求以我为主振兴中学、确立中学“立法者”地位乃至“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声势高涨、动作频现的现状,您作为当代新儒学第三波的突出代表,如何评价当前学界的这种新要求?如何评价整个汉语学界近些年来的儒学发展状况与成果?对未来儒学的发展方向或趋势有何期待与展望? 

    成: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提得正合时机。从上个世纪初五四时期儒学被推向了谷底,可以说当时的儒学没有担负起维护中华文化的使命。应该指出,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应当一方面代表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还应该是与时俱进,永远充满活力。但在明末以后作为社会的文化力量与国家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却逐渐衰落了。清兵入关,国家政治上的剧烈变故导致了文化的断裂。这使得重整儒学的哲学生命成为明末清初儒者的根本努力,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贡献最大。到了清代中叶,戴震作为一位重视创意与批判的哲学家,发挥了批判精神,致力于恢复儒学的价值,强调对“道”的深刻探寻,希望能为儒学开辟新径,创造生机。同一时期,西学已经引入,应该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但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并没有带来先进科学,只是把开辟天主教的新天地当作主要目的。康熙时代,礼仪之争导致禁止传教。这样一来,基督教中较好的理性精神并没有深入中国。整个清代只强调儒学静态性的研究,当时以文献学、训诂考据学等为代表的“汉学”油然兴起。但这却未能激发起儒学的生机,没有带动民族文化的新发展,而是使儒学陷入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当然,应该说传教士与儒学接触是有相互影响的。儒学也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新的生命的走向,但总体上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力量,创新的力量。随着清朝政治逐渐走向闭关的政策(这和唐代的开放政策相反),清朝没有做到唐代时儒学发展开来,传播日、韩、东南亚等地的历史盛景。清代后期与西方在打交道时,衰弱蒙昧,面对西方的船坚利炮变得不堪一击。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应该把《周易》界定作有占卜之用的宇宙哲学著作,而占卜则必须涉及诠释,是对宇宙本体的诠释。客观来说,现代儒学的复兴与易学有很大的关联, 但对此学界往往认识不够,到1987年我提出了易学乃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引起了极大的正面的反响。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不断创新、不断改革的易学精神。从19世纪20年代起,有自觉意识的新儒家代表开始尝试着恢复儒学,同时也是透过诠释的方式创新儒学。例如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不过,近代儒学虽然找到了发展的新起点,但宇宙论、知识论方面还存在着缺陷,终究没有办法产生宇宙论基础上的价值哲学。应该说,当时的儒学发展虽然活力存在但无资源充实,也无时代来为其创造机会。这使得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虽然肩负重任,但终究由于对世界了解不够导致系统的闭塞,至少没有达到中西的沟通与相互认识。 

  到了现代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关于文化的根源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需要发展发自内心的本民族文化来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近几年,东亚周边国家都分别加强了对传统儒学的研究,例如,日本就提出建立“东亚儒学会”,希望随着经济的崛起来扩大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学的“根”还在中国,意识形态也无法阻止传统的复兴。我首倡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中国的筹办等说明儒学等传统的发展开始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儒学的生命力、自觉性开始逐渐以坚定的声音显现出来。 

  在中国,儒学在由潜在保存到明显成长的演变过程中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就现在来说,还没有构成更新的力量、更大的潮流。要想促进儒学的发展就需要注意儒学应如何与西方哲学潮流相接轨,如何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地沟通,如何提升解决现实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总之,要在对以上诸方面的注意中,促进儒学多元、多样的发展。 

    孙:成先生,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走过10年,联合中国海峡两岸四地乃至部分东亚地区和国家的相关学者,先后召开了9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术研讨会,出版了9辑《中国诠释学》这一诠释学领域的专业刊物。该中心致力于在中西诠释学互观视域下,以中为主、中西互诠,坚持主体间思维和话语沟通式对话,从而构建一门具有自己解释理论和方法且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中国诠释学。第10届学术会议在您的协调下将于2013年2月在夏威夷大学召开。您作为中国诠释学领域的重要代表,提出了“本体诠释学”这一重要理论范畴。您能否评价或介绍一下当前中国诠释学领域的热点问题或前沿讨论?并且介绍一下“本体诠释学”这一重要范畴的理论背景、主要内涵和意义? 

    成:诠释与一个信息符号包含的意义有关。我们用语言表达出来一个信息中所包含的意义为何就是诠释。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在台湾讲学,内容是蒯因哲学,当时讲到翻译的可能性问题。那时,我认为诠释与解释有很大不同,我们用自然规律说明一个现象,这就是解释,解释更偏重科学性。而诠释不一定涉及到自然规律,它可以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它可以涉及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理解等。现在,“诠释学”差不多已经与“解释学”分别开来,得到普遍承认。1985年,我在我的《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中,已经有“本体诠释学”思想的萌芽。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我有所启发,但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不足之处。的确,人的存在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他不应只是此在的存在,而是一个本体的存在,是有其根源的。再者,我认为,人的存在也是有一个过程,人作为一个本体的存在如何产生,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是值得考虑的。我早期对易学和儒学的研究,使得我认为生命的存在应该有某种内在的目的性,并且与生存环境关系密切。故而人的存在是本体的,有其根源,也有其发展可能性。人存在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探索中找寻意义。当这种探索停止,人也就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动力。诠释作为一种理解与沟通活动,我将其理解为生命发展的形式,这种发展也是动态的、开放的,而非在空无中的挣扎。人以这种存在方式为基础进行诠释活动。在诠释文本时,我们也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来进行认识。在诠释经典时,我们以自身的体验或想象力来对经典的意义进行“弥补”。这个时候,我们并非要追求一个客观的、不变的真理,而是主客交互的认识。“本体”即“主体”,“本体诠释学”要求主体要以自身的生命为基础进行反思,“本体诠释学”是充实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方式。每一种本体诠释都有自身的文化基础,易学,儒学,甚至道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成为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这要求中国经典诠释也要以“本体诠释”作为基础,而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分散的注释。同时,我自身也在更进一步反思“本体学“与“本体诠释”的关联,希望能不断完善。 

  当前,中国诠释学研究领域讨论的问题很多。比如,儒学的价值,儒学如何发展,以及从伽达默尔的角度进行中国诠释学研究等,但我们对伽达默尔的研究还是不够全面,对伽达默尔理论的不足之处还不够重视,如我们在受制于传统时,如何突破传统?封闭性的本体之间如何达成共识?这些问题的尝试解决恐怕要将哲学诠释学转化为本体诠释学来进行研究。 

    石:哲学教育问题不仅是哲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且影响到未来哲学事业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大陆大学的大多数哲学院系中,基本上都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广义上的中国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相互独立或竞争的四分格局。您如何评价这种格局?结合中国的传统和当前现状,一种具有生命力或更远前景的哲学教育体系如何设置? 

    成:中国当前的哲学教育处于一个逐渐系统化的阶段,当前哲学学科的划分基本涵盖了主要的哲学问题,西方大学哲学学科的划分也比较细致,但这种划分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很多新兴的哲学分支学科不能及时地包括进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进行管理哲学的研究,并提倡管理哲学的学科化,写了《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但管理哲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被接受的哲学学科,目前当然好些,但仍有待认定。另一方面,这样的划分也有其合理性。不同的哲学学科之间有竞争的一面,比如资源和影响力上的竞争,同时也有合作的一面,很多课题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但现在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充分。不同的哲学学科有不同的专业性要求,这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一定排斥或冷淡,比如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当然,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跨越古今、融贯中西。然而很多基本问题是相通的,这为跨学科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的格局作为学科划分本身无可厚非,但所造成的相互排斥的局面对哲学的长远发展却是不利。如何在这种格局中实现学科间的充分互动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解决的问题。 

    孙:不同的哲学阵营或者哲学形态,除了在研究目的、研究旨趣、训练背景、研究议题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分野之外,在哲学方法上似乎亦有不同的侧重之处。根据您的研究经验以及对国外哲学研究现状的了解,请问哲学方法对于哲学研究的形态是否以及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您所看重或行之有效的哲学方法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 

  成:哲学方法应该是建立哲学智慧的方式,哲学方法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或手段,一种操作程序。借助哲学方法,我们认识真理、掌握价值。哲学方法与哲学理论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理论。方法的提出是以问题为先导的,在对问题的思考中我们就必须去探寻解决的方法。比如,在澄清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必须用到分析的方法。方法不是固定的,禅学中的“悟”诉诸于一种直觉的方法,很难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而诠释学则要求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与说明问题。不同的哲学分支有不同的方法论要求。西方哲学的发展也是以方法为起点建立理论,当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面对了困难,又要找寻另外一种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过程中,我们要找到自己关心的问题,用适当的方法将问题清晰化,将论述体系化。就我个人来说,无论是“本体诠释学”、“本体伦理学”还是“本体美学”,我均从对经验的基本了解出发,经过概念化与反思,进行诠释与建构理论,将古代的问题诠释到现代,也同时建立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诠释,建立了一个中西差异而又互通的知识与价值体系。 

  附记:采访过程中成老师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的回答,让采访现场的各位晚辈都受益匪浅、感悟颇深。并且这次访谈中不知不觉进行到晚上11点,结束之际已是夜深人静,但我们却满载而归。真的非常感谢成老,祝他身体康泰,精神矍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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