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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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的美好生存而思考、讲学和弘道——专访哲社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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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视点]张祥龙,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和现象学中心主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会长,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东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海德格尔),儒家哲学。他对海德格尔的独创性理解具有深刻的启发力,对中国古代经典所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创造性解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等十几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及国外杂志发表论文一百二十多篇。
  “愿意与山东大学和哲社学院的所有师生共同前行,为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繁荣,为人类的美好生存,去思考、去讲学、去弘道。”2012年10月18日,当张祥龙教授从山东大学副校长娄红祥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首位一级教授时饱含深情地表示。这句庄严的承诺回荡在山大上空,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大家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奋起弘道的责任,还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弘毅精神。他目前开授的“海德格尔哲学”课程,引得全校师生纷纷慕名而来;他做客朱雀讲坛,讲述“哲学的生命何在”,深入浅出间尽显大师风范……,为让全校师生更进一步了解大师的弘道大业,了解他的具体学术规划等,本报记者特约专访了张教授。以下为张教授所述。
 

找到真理的时候最快乐


  我之所以选择哲学是由于实际的生活经验所决定的。“文革”时期,我做了一些独立的思考,这些思考不被社会所理解,还被当时的《文汇报》所批判,自己也成了“另类”的人。幸运的是,就在这时,我遇到了贺麟先生——一个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思想者,同时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私下向贺先生学习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生存的根本意义,为了寻求绝望中的光亮。虽然斯宾诺莎的哲学属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但是他还强调直觉的方法,这就是贺先生喜欢斯宾诺莎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我对哲学的感受从开始就不只是西方传统所推崇的那种逻辑化、概念化的学理。而且贺先生研究哲学也是中西都有涉猎,这对我现在做中西对比有隐约但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当时做梦也没想到的我能上大学。因为当时已经迷上哲学,所以我就报考了北大哲学系。虽然还背着政治的包袱,但因为北大有着宽容的传统,有新时代的鲜活氛围,我很幸运地被北大录取了。
  在北大上“中国哲学史”课时,虽然老师的水平很高,但总感觉讲课的内容和我自己的理解接不上,隐约觉得中国哲学被概念化后失去了它原初的活泼。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庄子,由张岱年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当时他说我的理解很有心得,但是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还是不够。其实张先生已经很宽容了,因为我的研究路子和当时哲学领域的研究路子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又通过熊伟先生的翻译接触到了现象学。熊先生用道家的术语翻译海德格尔的作品,而我当时又非常喜欢道家,同时感到海德格尔思想中也有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线索,于是就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当时国内的现象学研究刚刚开始,不够深入,我最终选择了自费去美国(由对方大学提供奖学金)学习哲学。
  初到美国感觉压力很大,尤其是语言上、文化上的冲击。所幸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收获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方法上的训练、视野的开阔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思想激荡,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在国外接触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后,欣喜地发现自己的预期是对的,它和中国哲学确实有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让我明了中国哲学的深邃确有哲理上的理路依据。以前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评价,比如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萌芽等等,只是不恰当的概念化哲理框架导致的,如果用非概念化的而又是理性的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是巨人,是让海德格尔推崇至极的哲理。之后我的学位论文都是探讨中国和印度哲学与海德格尔及现象学间的关系,但同时对于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及梭罗那样的西方道家式的著述也极有兴趣。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很快就回国了,因为这里有我依恋的文化土壤。1992年夏天我到北大任教,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时间,对现象学的理解以及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还有儒家思想的理解都更加深入了。如果非概念化、非逻辑化的哲学可以讲出更深理性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这是我很期待的。刚回国时在北大的外国哲学研究所,那时教课量很少,于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希望能在中西方哲学关系的研究上开辟出新的方法和路径。虽然现在学界里西方中心论还是占据主要地位,但毕竟也开始多元化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意境的认识力度也在逐渐提高。儒家思想是很有哲理深度的,尤其是先秦的儒家思想——孔子、子思、孟子,甚至荀子的思想,很微妙:纯生命经验化,立足亲亲和孝道,但又充满时机化、六艺化的理性或道性,让人越是品尝就越感意味醇厚。它是中国传统哲理复兴的重要源泉。
  总之,我的哲学追求起于自己人生的困苦,起于不甘心沉沦的真理追寻。当年贺先生讲过让我至今铭记的话:“真理不只是判断和事实相符合,那只是‘不错’而已。真正的真理一定是放光的,放出动人的灿烂光彩,照亮你原本灰暗的人生,开出新的世界。”虽然后来我的研究范围超出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但贺先生所讲的这种哲理的灵魂,一直都贯穿在我的思想追求和学术研究中。
  就我的学术人生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被北大录取时。因为突然从最苦最累的工厂清砂工和多年遭政治整肃的“阶下囚”,一下子变成了在充满鸟语花香的北大校园里读书的大学生。但真正来说,最快乐的应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这种快乐源自思想境界的升华,直接体验到人生的内在美好和信心。当时我就觉得此生足矣。
  最有成就感则是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我自信自己理解了现象学,最起码是以某种切身的方式理解了现象学,进而看到了中国哲学的辉煌和丰富。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哲理上感到了自信、充实,确实能够从道理上说出来我们祖先的哲学不比西方人差,那种感觉是无以言表的。当然,局限于个人的经历和见识,我所用的方法从“阳”的一面看还是西方的方法。就像佛教传入中国后,到了宋代,敏感者们通过学佛学看出了先秦儒学和《易经》里面微妙的东西,于是有了周、程、朱、陆。可以说,没有大乘中观、《起信论》和华严宗的激发就不会有程朱理学。再就是,回国的二十多年来,自己并没有虚度,确实做了一些独特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有些成就感的。
 

选择山东大学,繁荣中国哲学


  选择来山大当然是有多种机缘的,但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山大哲社学院院长刘杰教授的真诚让我们产生了相互信任,他诚挚的邀请打动了我。另一方面,山大文史哲的研究传统和浓厚的儒家氛围,能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提供更合适的土壤。
  来到山大后,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教好书,对得起上课的学生;其次,就研究而言,我将从现象学的方法论视野出发,来研究儒家思想的关键之处。所谓关键之处,是指儒家的命脉所在,而真正的研究,就要从哲理上把它们说清楚。这在我看来首先是“孝”的问题。儒家立足于家庭,尤其是亲子关系,所谓“亲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我的目的是要搞清楚,“孝”到底是人的本性还是后天培养出的。如果是人的本性,不论现在儒家是多么的衰微,都有可能有一个活的未来;如果是后天的培养,那么全世界去家庭化的潮流,对于儒家就是非常不利乃至致命的。就此而言,我想探究儒家在当代复活的哲理前提。同时,我也想反过来,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来深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得出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于哲学本身有根基的见地。概括而言,我想做的是中西哲学有内在生命力乃至磨擦张力的对话。
  东西方哲学是非常不一样的。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过可观的哲学,比如印度、伊斯兰、非洲以及印第安等等,但是我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差距可能是最大的。从我们的语言上就能看出来,汉语和孕育西方哲学的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差别,就语言构造方式而言,可能是最大的至少是属于最大之类的,由此所造成的思维方式也是相去甚远的。
  西方哲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西方哲学,另一部分是当代西方哲学。我们粗略地以黑格尔为分界线,黑格尔之前和巴门尼德之后这部分是传统西方哲学(巴门尼德之前的早期希腊哲学比较特殊,这里就不做考虑),黑格尔之后是当代西方哲学。两者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传统西方哲学最能代表西方人典型的思维方式,至今也还是学院派哲学研究中的主流。它是一种概念化、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其思想的直接原动力来自于古希腊的数学,尤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式的数学,重视形式上的必然推演,还形成了理念的辩证法(柏拉图)和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差距是最远的,因为中国古代哲学从根本上讲是非概念化的、非逻辑化,而在情境、语境和时机中求真得道的。有两位中国数学史家的研究也表明,中西方的数学用的不是一种思维和操作方式。
  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一个例子。若“道”用概念化、规则化的语词井井有条地讲了出来,即“可道”了,那么它就“非常道”,不是真正的“道”了。当然这句话有很多种解读,这种是最明晓的。我们后来读的老子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去的是体制化生活意识带来的观念化、概念化、欲望化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去掉,你才能“为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学习让知识不断增加,但是求道就必须舍弃,舍弃的是硬性的、执着的和让你得意的东西,露出的是与生命或生活原冲动息息相关的那种涌现式的理性,可称其为生命理性、处困理性或者是时境化的理性。
  孔子有“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必”“固”“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化的、概念化的、欲望化的思维倾向和方式。
  中国古代的这两大家(儒家和道家),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的华夏形态,都是持这样的求真观。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和西方古代哲学的主流差距非常大,几乎是正相反对的。
  当代西方哲学就不一样了,它有了重大的改变。黑格尔之后的新思想家们,由于时代思潮的改变,尤其是新出现的数学和科学形态的刺激,往往猛烈地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大全式的概念系统,实际上是借此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出一种看重人的生活/生命体验,起码是当下活经验的新传统。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甚至是分析哲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都体现了这种特点,所以说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思路反而和中国哲学拉近了关系。但两者的背景、话语和方法还存在着极大差异。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对话的可能性有一个质的提升。
  中国哲学要走向繁荣,就不能沿袭20世纪的方法,在我看来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走了一条弯路。当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他们用的是传统西方哲学概念化、逻辑化、范畴化甚至是科学化的方法,至少主流是这样的。这当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但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最后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多,当然也有不少正面的效果。负面效果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活泼的时机化、境域发生化的思路被遮盖了。我认为中国古代儒释道哲学的主流,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研究是不合适的。21世纪,研究中国哲学可以从当代西方哲学中得到方法上的启发,但最终还是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或求道之路。
  就“打通中西马”这一观点而言,我的看法和“打通”二字是有差距的。中西哲学成就自己的基本“范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打通,但是两者之间的争斗、对话和交汇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中国哲学应有自己的“家法”
 

  中国哲学一直面对世界哲学界对其身份如何辨识及自身未来突破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哲学如果能够调整自己的方法论策略,那么就应该、也将会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也就是有自己的哲理之“家”和“家法”。所谓“家法”,既不是概念化的东西,也不是像西方宗教那样严苛的意识形态体系。“家法”是让家庭、家族或某一学派(某一家)得以传承延续的结构。就哲学而言,它是指一群人通过老师的引导,在其哲理学习和相关的人生体验中,形成一套独特的传承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不可完全言传的。“家法”有显隐的区分,有些部分可以说出来,如“家规”、“师法”,有些部分是说不出来的,但身处其中的人可以直接感受到它们。
  我们中国人对“家”的体验是特别直接的,从现代意义上讲,儒家、道家、佛家之所以有个“家”字,是因为家是中国人体验世界的一种原本方式。就拿儒家来说,“儒家”比“儒学”和“儒教”都要深刻和活泼。儒学的学术意味较重,而儒教似乎偏宗教的意思,儒家是有学有教的原综合。
  用“家法”是想强调年轻人在学习哲学的时候,要找到自己学习的生命结构。这个“家法”就是一种有传承、有血脉流通又有自由探讨、思考的生命结构。家给个人留下了自由空间,但它又不是个体主义的,家是有生命时间的,是一种传承中的创造,“家法”是使广义的“家”得以延续生命的意义发生的结构。
  用“家法”是想让学生们体验到,有一种和现在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学习方式和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不同的别样选择。放任自由和教条化的学习方式都不可能使人成器,应该寻找一种中道化的方式,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一个词就是“家法”。儒家的经学传统就用这个词,或叫“师传”,汉代今文经学能立为官学而古文经学却立不住,就是因为今文经学中的这一家或那一家是有家法或师传的,有生命的体验和“术”,师生之间是一种思想上的血脉传承却又和而不同的活体关系。当然我们从总体上是离不开西方教育模式的,全球化潮流的西化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有一个外国人讲,哲学要靠风疹般的传染才能传播。而我认为哲学是人的本性之一,有自己的生命体验源头,但在进入哪怕部分体制化的时代后,或哲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传统之后,“传染”对于要进入哲学主流的努力而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家法”带有很强的中国古代学习方式的色彩,但又有当代的一些解释在里面。
 

儒学与科学“可远交而不可近攻”
 

  科学是当今社会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就科学和儒学的关系而言,二者的差距比科学和其它学说比如佛学的差距要大得多。我认识的喜好佛学的学者,他们不担心科学的发展、乃至对人类的全盘改造会损害佛学的未来,反而认为这种发展多半会推动佛学的发展。物理学的发展化解了实体,是有利于佛学思想传播的。
  儒家就不一样了。现在科学技术是硬道理,科学主义思潮成为了显学。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表明科学是崇尚和追求力量的,但是儒家是不崇拜力量的。科学和儒家对于人生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有冲突的。儒家主张“义”在“利”之先,孟子讲的很清楚,从孝悌生出仁义礼智信,发自人的至性至情,这样的一种思想当然不可能是崇尚力量和实利的。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于技术和政治的看法,都是在这种“王道”思路笼罩之下的。孔子讲“君子不器”,“器”应该就包含着技术乃至与技术共谋的科学,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有这种看法,他觉得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贡献最大的是道教。其实原始道家对科学技术也是充满了戒备的,《庄子•天地篇》中的灌园叟就不用抽水的桔槔,而用水罐浇水,也是反对迷恋新技术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心原本的那种纯洁和光彩就没有了。只不过,后来道教因炼丹与自然接触,产生了很多中国自己的“科技”。
  但是儒家和道教也鼓励不损害人心和生态的完整性(包括文化的生态和自然的生态)的那种巧妙的技术。中医就是一种不损害反而丰富生态完整性的巧术。这是儒家和道家的技术思想,它和科学技术有相通的地方,就是不反对现代意义上的绿色技术或者是生态技术。但这两家又对技术充满了警惕,如果把技术力量化,认为科学技术是至高无上的,随着高科技发展的加速,加剧了对人性的破坏和对世界的威胁,高科技与儒家之间的矛盾应该会升级。现代科学已经高度体制化了,资金和团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上升,而创造力和创新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在这个框架内,科学和儒家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可远交而不可近攻”。科学与哲学(包括儒家思想)之间,如果离得远一点还有可能相互欣赏,科学的发现对哲学可能会有很多启发。例如,人类学的发现、认知科学的新发现对认识人性、了解孝的本性还是很有帮助的。人类学家发现使用工具已经不是人的本性了,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那么把人定义为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就过时了,就要修改。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框架内是不可阻挡的。所谓的“远交”就是说科学和哲学的距离不要太近了,保持一种自由的交往。如在“文革”中用哲学指导科学,用辩证法去指导科学实践等等,这些效果都不好。
  当然,哲学作为背景知识的熏陶对于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是有帮助的。哲学提示还有别的可能。它是从人生最活泼和边缘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是在理论化的框架出现之前活动的东西。科学研究需要范式的框架,进到范式里就不能怀疑它的前提了,这样的研究才会精深。但要想做出重大的突破就要跳出现存范式,建立新的框架。如果爱因斯坦一直局限于牛顿力学框架,那么他就不可能创立相对论。哲学是一种从根本处探讨“他者”的学科,这好像和我所说的“家法”相互矛盾,但其实不是。一个家族不仅需要家法,它还一定会依托家法去了解其他的家族,因为家庭总是处在生存压力和危险之中的,只有了解其他的部落、群体、家庭,并与它们交往,比如通婚,才能保证家族的长期存在。
  我所理解的哲学和科学的最佳关系就是互为他者的关系,也就是远交的关系。互为他者,可看出双方的不同,再相互启发。这时的启发是良性的启发,而不是指导、模仿的关系。如果离得太近了,就会相互指责,这样就没意思了。
 

学习哲学要兼具理想与“术”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习哲学?我想首先这个学生要有志向和决断,知识储备反倒是次要的。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没有人生的跌宕,但是要有一颗不甘于寻常的心。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要在摸索之后选择跟自己有缘分的哲学。先不要怀疑,要先把它弄清楚,深入进去、投入进去,而真能进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学会有关的“术”。
  我的哲学方向和源头是主客未分的原本思考,但概念的框架和逻辑的分析也对我有重大的帮助。所以我主张学哲学时应该有选择地学数学、逻辑和科学,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如果不懂几何学、形式逻辑、生物学、数理逻辑,就进不到它们的核心之中。一定要学这些“洋术”,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问题。生命的体验和“术”的掌握在哲学的学习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术”或可操作结构的哲学是无法长存的。学中国哲学,没有“道术”是没法鲜活领会的。孔子“述而不作”,述的即是儒家的道术,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艺化之术。学中国哲学的同学至少要掌握一门术,包括太极拳或气功,这样哲学才能活起来。不学气功或太极拳就没法真正体会老子的“道”,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到底指的是什么?练“术”,如果气感出来了,你就可以直接体会老子思想的玄妙处。
  对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首先,要不满足于现在的学科划分,目前还没有东西方哲学比较这门学科,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这是很大的失误。整个现代中国哲学都是比较出来的,不明比较就不知自己的来源和新的可能。在这个体制下,要不甘心做专才和学科化的专家,要有超体制、超学科的追求。其次,要认识到“术”的重要性,要不满足于概念化的东西,人是技艺化的生物。搞中西哲学比较容易流于肤浅,拉郎配、只做概念上的对比等,对人没有真实的启发。要避免这种弊端,一是要有生命的体验,另外要有“术”,中西哲学都有自己的“术”,要在“术”的这个层面看两者的关系。比如孔子讲“诗”,而柏拉图虽然在“理想国”中排斥诗人,但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亚里士多德写有《诗艺》,海德格尔在后期大讲诗的哲理性。如果通过“诗”这个“术”来交接,对比研究就不显得那么肤浅了,就不只是概念上的搬弄了。
  哲学著作理解的难易主要是因为思想方法的问题,只要是思想路子相合了,即使你起初觉得读起来很困难,但是仍有希望能够读懂;如果思想方法错了,那么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譬如,之所以有些人觉得读我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书较难懂,主要的原因是现在人们习惯了用概念化的思维理解哲学,而我阐发的海德格尔,恰恰是西方当代哲学里一个特别典型的非概念化却又非常理性的哲学家。用传统的概念化的方法去解读海德格尔就会比较难懂,即使懂了也是非常表面的一些东西。我所看重的是海德格尔早期的实际生活经验的理性——海德格尔称为“形式显示”,发乎我们原本的经验,也就是主体和客体还没完全分离状态的思想和话语。他认为在这时候就已经有了哲学的动因、哲学的理解甚至是哲学的语言表达。这就是理解海德格尔最困难的地方。不过,如果理解的范式转化过来了,就会容易多了,就像我们学校的刘大钧先生研究周易的方法一样。他重“象数”,而不是像现代的许多研究者那样只从观念上搞,而象数是前概念化的,活在动态的推演里,不代表概念,但是有区别性特征,有深刻的思想,如阴阳的思想。《易传》是按照《易经》的象数和彖辞来讲的,所以《易》的传统就是前概念化的变通传统。你搞不懂象数,或不先按象数来理解,读《易》就会很困难。清代的易学大师惠栋,说《易》真正的哲理是“时中”,就是前概念化的,与《中庸》的思路也相通。如何掌握时机,如何进行预言和哲理理解,这些都离不开象数。
  概而言之,我所期待的年轻人是既有理想又有术艺感受力的人,知识的缺陷是可以弥补的。我相信我要教给学生的是真东西,不只是职业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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