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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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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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日期:2013年11月 

访谈地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访谈记录及文字整理:乐旭顺(下简称乐):哲社学院2012级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赵潇杰(下简称赵):哲社学院2013级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 

倪梁康,男,1956年生,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1990),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曾先后在德国卡塞尔大学交流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在德国乌珀塔尔大学哲学系做客座研究。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近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意识现象学传统。近年来研究和关注的学术领域逐渐扩展到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各个最主要的意识哲学(包括心智哲学、心学、唯识学、心理学等等)。主要学术论著有《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初版,2005再版);Seinsglaube in der Phae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u.a. 1999;《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初版、2007再版);《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初版,2006再版);《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再版);《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ZurSache des Bewusstseins – Phänomenologie, Buddhismus, Konfuzianismus(《面对意识的实事——现象学、佛学、儒学》), Könisghausen&Neumann, Würzburg 2010;《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等多部。此外还有学术译著Edmund Husserl:《逻辑研究》,两卷三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98-1999、2006);《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9、2010);Max Scheler:《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两卷本(北京三联书店2004,商务印书馆2011);Eduard von Hartmann:《道德意识现象学——情感道德篇》,商务印书馆2012。

 

乐:我们知道倪老师您是在德国拿的学位,您能否谈一谈德国的哲学教育和自己的求学经历并结合自己经历给我们学生一点好的学习建议?

倪:我在德国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没有经历过那边的硕士和本科阶段。德国当时的大学体制是念文科的毕业了就直接相当于我们的硕士(Magister),没有学士(bachelor)这一说。理工科毕业了直接就是工科硕士(Diplom),本科那一级也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现在学的是美国的模式,也有本科这一级。为了迎合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德国大学的体制也在改,因为以前的那种体制有各种弊端,导致了他们在世界大学的竞争之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现在也引入了本科制度。可以说德国现在的大学理念也改变了,变得比较功利了,有点倾向于美国的大学。根据德国以前的大学理念,大学可以说是一个研究与精神的共同体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学生可以把培养成一个符合这个精神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人。德国大学理念的创始人洪堡在讨论德国的大学理念的时候并不是把大学看成一种商业机构那样的东西。但现在的德国大学有点朝向这方面发展了,以前那种大学的理念好像与大局势不太相符合。你们看德国没有精英大学,没有像剑桥、牛津、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在大学的排名中,有的甚至在世界前五十名的大学里面都没有一所德国大学。他们也想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所以他们也在慢慢改。我还不知道这种改是好是坏。无论如何我相信,大学不应当是商业机构,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不是卖主与买主的关系。

我当时是在南京大学拿到硕士以后去的德国,他们说他们可以承认我的学历。但是根据我的成绩以及同我的谈话和语言能力,他们综合判定我与他们的硕士还有差距,所以让我再补几门课。我在那里花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把学分修满,然后开始写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写了四到五年的时间,算是比较快的。因为那时拿学位很难,现在是越来越容易了。那时候要两门主专业或者一门主专业两门副专业。等学分全部修满以后再写博士论文。论文写好以后让老师写七八页纸的评论,概括论文的内容与特点;再交给答辩委员会。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老师通过了,答辩委员会不让你通过的情况。不过这个并不是很常见,只是个别情况。

现在一般四年时间就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因为教育部给你的资助就这么长时间。超过这个期限需要自己掏钱。这样的压力就蛮大的。在这样的压力下写博士论文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当时拿的是国外的奖学金,也有期限,所以也有一定的压力,不过期限比四年要长。我当时总共用了六年时间拿到学位,还是比较从容,比较轻松的。通过一个短的年限和一个长的年限写出的论文,质量肯定是有差距的。而且现在好像不要求副专业,只要求主专业。这也可能导致基础不够扎实的问题。比如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读两年。我们感觉读两年和读三年写出来的硕士论文质量明显不一样。

山大硕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吧。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优势,可以好好利用这三年时间打牢基础。这对你们以后读博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如果硕士读两年的话,第一年拼命拿学分,第二年就要写论文,这个太匆忙,得不偿失。

 

赵:倪老师,我本科是在山大的文史哲基地的,历史文学哲学三科都学,但是三科学的都不深,我感到上研究生以后自己的哲学功底不如本科就学哲学的人。不知道您对文史哲一起培养有什么看法?

倪:文史哲基地这种培养方式是有优势的,中大的博雅学院也是采取这种同时学习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的方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知识面很宽阔,也能训练思维方式。虽然在短期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在考研究生或者写论文方面,学生可能落后于本科就读哲学的学生。但是从长远看,这样的学生能后发制人,基础打牢靠了,优势会慢慢凸显出来。比如在语言运用和历史观察方面,有文史哲三方面基础的学生肯定超过单纯学哲学的学生。比如我当时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需要修一门主专业和两门副专业,所以好多课都要去听。当时好多人觉得听了没什么用,觉得还不如去打工一个小时挣多少钱。这样的结果是导致许多人学不出来。我是因为是基金会的经费支持,没有衣食之忧,那些课都去听了。后来发现那些副专业的训练都有用处,可以让自己的工作研究更有生命力。出国留学和在国内拿博士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点。我们当时到国外拿学位需要五年到八年的时间,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但是在国内三年到四年拿到学位以后,再过几年就可以评副教授,那时候你也许刚刚回国,可能整整比别人晚五年时间。但是这五年时间绝不是浪费,虽然有一时吃亏的感觉,但是基础打扎实了,以后还是会看到效果的。所以,我觉得文史哲这种培养方式是很好的。虽然学的东西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没什么用,但是这些暂时无用的东西可能是一笔无法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财富,能为你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赵:我感到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转变有一些难以适应的地方,比如语言的障碍和思维的障碍。倪老师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突破这些障碍呢?

倪:思维障碍是隐含在语言障碍之中的。我们现代汉语较之古代汉语,在句式上反倒是与西方的语言更接近些,翻译起来也可以比较符合西方语言的句式。但是概念的翻译还是存在困难。我很难说在这方面我有好的建议。我自己学外语出身的。我的做法是首先完全投入到西方语言的语境中,把汉语完全撇开,甚至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完全用外文思考。这个在国内做起来很难,在国外相对容易些,因为你每天听的课、看的书以及说的话都是外文的。我当时甚至感到在我做的课题方面无法用中文思考,因此哪怕外文写不出来还是用外文思考。回国以后呢,最初还是用外文写,再自己翻译成中文;后来才慢慢转变过来的,直接写中文。有一段时间曾有人说,我写的文章像翻译的文体。这说明我已经习惯了外文的表达方式。这个时候再回来看中国哲学,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不够明确。比如儒家所讲的“正心”、“诚意”,“正心”的“心”是什么,“意”又是什么。其实大家讲的这些概念都有不同。我觉得这时候可以用分析哲学的目光来考察中国哲学。考察之后你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可能就和单纯学中国哲学的人有所不同了,无论这是好是坏。当然前提是你得熟悉西方的思维方式,比如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对概念精确性的要求。这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去适应,在某些方面则需要去克服。一旦适应了或克服了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乐:哲学学科的学生面临着就业困难的局面。许多家长包括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学习哲学,觉得学这个没用。您是怎么看待哲学的功用与就业的?

倪:我是认为哲学不应该太功利性,哲学本来就是求知爱智,你喜欢才去追求。不能拿它当做一个道德法典一样的东西,即是说,不能要求它为你提供一个系统,一旦相信这个系统,就可以获得各种好处。但学哲学的确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它能让你在诸多看待世界的方式中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世界观,而且具有一定的深度;还能让你学会论证分析以及描述说明的能力。这对你们以后就是有好处的。我以前和哲学系的学生讲过,你的哲学学习是否成功,要看你以后到了哪个单位工作以后,比如当领导的秘书,你写篇文章给领导看;领导看了问你是学什么的。你回答是学哲学的。领导如果说难怪,文章写的这么有深度或这么有条理。那你哲学就学的挺成功没白学。怕就怕别人问你学什么的,你回答学的是哲学,别人说怎么没看出来啊。这就问题大了。

哲学系的学生就业整体上虽然要比其它专业稍差一些,但是也有例外的。因为哲学系的学生很少。我统计过一次,每年招哲学的学生占总体学生的百分之零点二,不像那些经济系法律系管理系啊,哪个学校都有,学生都往这些专业挤。这些专业学生太多,而相关工作岗位有限,所以反而难就业。而有的岗位则更愿意招哲学系的学生,认为他们理论基础好,而学哲学的学生又少,所以反而容易就业。广东就是这个样子的。整个广东以前就中山大学一个哲学系,现在深圳大学成立了一个,总共两个哲学系,所以学生很少,就业就好,总会达到百分之九十几;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也可能是因为今年没找到工作而广东以外的地方不去,缓一年再就业。所以哲学系的就业就不一定那么困难的,当然前提是没有那么多的哲学系毕业生。

 

乐:尼采曾经在《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中谈到,过多的历史会扼杀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看看我们国内的哲学研究好像大多数都是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大的哲学创新,所以也导致我们出不了像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大思想家。您对我们学生在哲学史的阅读和哲学创新之间怎么样找平衡点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倪: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当老师的需要经常考虑的。八十年代我在为翻译出版的《现象学的观念》写了一个很长的导论之后,就有一个中学生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不创造自己的体系。他觉得我写的很好,应该可以创造体系了。我觉得那个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叫做无知无畏,因为还不知哲学思想的深浅,所以会有蠢蠢欲动的想法。当然这也很正常,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原创与积累的关系问题。我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积累太少,所以原创不了。并不是因为历史的沉淀压负我们,从而使我们无法创新。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会产生一个大的思想家的,因为经历了这么一场民族灾难,把历史的东西砸毁了那么多,可以进行再生了。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大思想家出来。

其实看看历史就可以知道,欧洲超越中国完全是在四百年之内甚至是三百年之内的事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一步步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所以欧洲的兴起完全是依据对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重新解读,然后才有一系列新的东西产生。比如笛卡尔思想、培根思想的产生。培根影响最大的《新工具》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再造。我觉得创造都是基于积淀的。不能为想创造而去创造,倒是在慢慢的积累中,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有新的东西创造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原创并不是你没有能力原创,而是你积累不够。我们近代也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宋明的新儒学是对儒学的创新;我甚至可以说我现在做的是新心学,就是用现象学重新解释心学。是不是创造,不由你说了算。我的信念是:与其创造渺小的,不如理解伟大的。这是对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一种看法。

我很希望我的学生或者我学生的学生中能有人才出现,能够集大成,能够有很深的功力来把中西方的思想潮流都包容进来;或者是在某一个方向上能做出一些突破。而我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要增加我们的积累。原创与积累的关系一定要把握好,只有做好积累才能有原创;在积累的基础上,原创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

 

赵:我们知道基督教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影响,倪老师您觉得我们学西哲的学生应该怎么样对待基督教呢?

倪:的确,基督教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但是一开始两者并非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明有两条主要脉络,希腊与希伯来。希腊哲学是没有受到希伯来宗教的影响的,只是在中世纪开始以后两者才联合在一起,也产生了一些大思想家比如说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等。讨论这些人的思想必须结合基督教与哲学一起来理解,我会将他们称作神主的哲学家。近现代以来,虽然基督教慢慢衰落,但是基督教上帝的思想都或隐或现的融入各大哲学家的思想中。比如在笛卡尔的思想中,还是有上帝存在的;康德哲学也讨论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研究近现代哲学可以顾及基督教与上帝这个方面,但不是必须的。因为毕竟到近现代以来基督教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哲学在开始时是存在论,中世纪是神本论,近代是知识论,再到现代就是语言学。虽然这种划分太笼统,不够精确。但是,很明显近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已经不是神本论了。所以我觉得,要是做中世纪哲学的话,那基督教是必须顾及的;而要做近现代哲学的话,你可以讨论其中信仰这方面的内容,这也需要顾及到基督教,比如对基尔凯戈尔、舍勒等人的研究。但如果你不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不顾基督教的因素的。

 

乐:有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做出这样的断言就是哲学已经消亡,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倪:这里的关键是要看怎么样定义哲学。哲学可以被看成为是有关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很可能会被科学拿去研究;而本体论的问题,即使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没有完成。海德格尔是有点矛盾的。海德格尔说的形而上学问题就是本体论问题。他只是说第一形而上学已经结束了。但他在《哲学论稿》中试图建立另一哲学或者说另一形而上学。《哲学论稿》这本书国内已经有翻译了。海德格尔说第一开端是古希腊的开端,但还有另一个开端。第一开端是第一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试图建立另一形而上学。在我看来,海德格尔这另一形而上学是逃到艺术与诗歌那里去了。国内好多人不喜欢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就是因为他把哲学诗化了。海德格尔说哲学我不做了,完全做浪漫主义的艺术与诗歌。因此哲学终结了,思的任务开始了。但是你不做不代表别人不做。我觉得现在哲学的终结还是很难看到,也许只能说形而上学不再成为主流了。以前有学校会设专门的形而上学教授,现在没有了。但是形而上学就像康德说的那样,只要是人就会有形而上学的追求。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不再在哲学中占据核心位置。

说哲学终结就像说历史终结一样只是一家之言。上世纪日本学者福山曾经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了。所谓历史终结是说历史到了今天这个民主模式,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最好的状态,已经不再往前发展了,所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在这里已经断了。但现在他改口了,他说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也说过他的体系已经集大了,哲学在他那里已经是最高形态。可是后来哲学又发展出新的形态。每一次这样的断言最后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是很同意哲学已经终结这种说法。我觉得哲学是人的内在追求。只要有人存在,哲学问题就会有人思考,哲学就不会消亡。

 

赵:现在有好多人将哲学与现实相结合,而不是像纯粹的哲学研究那样研究一些概念性的或者形而上一类的东西。您是怎么看将哲学与现实相结合这种现象的?

倪:要是在文革是时期,这种做法就会很受欢迎。那会工农兵学哲学,把哲学当作一种实践智慧。华罗庚也把数学理论用在现实之中。当时很鼓励这种行为。人们觉得这些人不是坐在象牙塔里,而是出来积极做一些实际有用的事情。但黑格尔曾经批评这种哲学为吃饭的哲学,睡觉的哲学。这种哲学太讲求机智,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的定义本来是“爱智慧”,就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静观。希腊文的理论一词就是静观的意思。所谓静观就是不带自己的利益心来看待一件事情。这是应有的哲学研究的态度:纯粹地追求真理而不是为利益而追求真理。特别是专业的哲学家更不应该为利益而追求真理。比如不能为收回钓鱼岛,我们刻意去提供一个哲学的依据。这样做的哲学家一般都不会是好的哲学家。哲学家追求的是纯粹客观的真理,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很像数学家。数学家学数学可不是因为从中获取什么利益。所以我觉得学哲学不应该为了指导现实而学;当然学了哲学以后可以也肯定会对现实有指导作用,只是是我们不能为这个作用而去学习哲学。哲学家首先应该不带功利性地去追求客观的真理,而后再考虑这些真理究竟有什么用。朱熹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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