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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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卞绍斌教授访谈录

来源: 时间: 作者: 编辑:南东周 字号: 阅读:

访谈时间: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上午

访谈地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文字整理:王现龙   2014级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

          秦汉玲   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张银杰   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图片拍摄:秦汉玲   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卞绍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1998 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经济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2008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博连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7-2008 加拿大皇后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1998-2007 空军航空大学社会科学系;2008-2010 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 至今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2.6-7   加拿大研究专项奖资助:访问麦吉尔大学、皇后大学、多伦多大学;2013.1-4  课程国际化海外孵化项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哲学系。

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以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如制度伦理建设、良序社会建构、公民身份的塑造、人格理想和启蒙精神培育、自由平等观念确立等)为牵引,致力于在多维视野中探寻中西制度伦理建设道路。重点围绕当代政治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制度伦理学、西方古典制度伦理学、儒家正义论以及中国制度伦理学展开学术研究,为寻求制度建构的价值基础作出贡献。

记者:卞老师您好,恭贺您升为博士生导师!同时也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哲学这条道路的?

卞绍斌老师:考大学的时候,我对专业的概念也是比较模糊的。当时的想法是:作为一个文科生,首先是要选择一个偏文科的专业,哲学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科,这是一个主要动机。其次,当时想选择军校,因为军校的能够是提前录取,可以多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上了军校。总之,当时我对哲学的感受还是不深的,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或者期望。那时军校的环境比较封闭,没有机会出去,外界干扰比较少,生活很单调,不过好处就是可以让你静下心来读书,所以那时候读了很多书。与哲学的机缘如此,自从进了哲学门,不断感受到其中的无限乐趣,便从未离开过。

进入大学以后,对哲学的感悟不断深切,许多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在单纯环境里,我慢慢开始生发一种学习哲学的热情和勇气。我们有一门课是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有着很深的学养。在这门课上我表现得非常积极,觉得能够和老师沟通交流,也比较大胆,经常发表一些见解,现在想想当时表达的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观点。但是老师觉得很可贵,所以他就很鼓励我,受老师的引导,一步步发现读哲学会很契合自己的心性或者感悟,也逐渐培养一种学习哲学的自信。

在大学期间,许多老师都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我最为感念的是仰海峰老师(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指导,更为坚定了我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志向。仰老师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并在南京政治学院任教,他算是比较纯粹的学者,思想比较开阔,是当时极力反对教科书体系的代表人物,这种开阔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视界一直伴随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历程。

 

记者:从开始学习到取得现在的成绩,这一路走来,肯定避免不了一些困难,您是如何克服困难,走到现在的?

卞绍斌老师:首先,有困难,还很多。叔本华说的很对,“人生就是痛苦”,人无法脱离痛苦。这种痛苦,是每个人皆有的。这些痛苦体现在哲学思考上,具体到我个人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最早的痛苦就是现实需要跟哲学思考两者的结合。因为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凡俗的,哲学却是超越的,就是非常纯粹的东西,凡俗的生活充满着闲谈、好奇、无聊包括沉沦。每个人的心理都有一些物欲的东西、现实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但哲学思考要求你有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超越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第一种痛苦就是这种痛苦。

第二,哲学内部的一种痛苦。这个哲学内部的不同派别给我带来一种拉扯感、紧张感,甚至撕裂感。不同的哲学家、哲学学派思想是不一样的,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冲突的。比如,马克思哲学内部,有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取向和康德主义的取向,这两种取向到底哪个更合理,有时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这种思考中的痛苦是很大的,所以这就是学术内部的张力、紧张感。要不然就选择一种鸵鸟政策,把自己封闭起来,就马克思谈马克思,别的就不管了,不管这个当代的思潮,更不用说中国哲学的挑战了。它所探究的问题更加不一样,所以当我面临这些冲突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紧张感,进而促使我去进行艰难的思考和抉择。   

第三,在具体的学术事务中,你如何接触这种所谓最新、最前沿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潮。这跟你现有时间精力的冲突是很明显的,因为人是很有限的,正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有时就会变得很着急。当代的思潮、文献包括现实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你要读的书太多了。比如,我就存在这样一个困境:因为我在读本科和硕士、博士的时候对康德都是非常陌生的,基本上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接触比较直接和方便,但是忽视了康德与马克思、康德与当代哲学的比较。康德本身思想的研究是整个中国哲学界比较弱的一个层次。但是国外的哲学对康德的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涌现了非常多的成果。接触这些成果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促使我要完整、彻底地去了解康德哲学。这就需要我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康德,把康德哲学攻克下来并理解。这也是我为何要去布朗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跟随著名康德研究专家Paul Guyer教授研修的缘由。在我看来,不对康德哲学有透彻的了解,就无法真正体认哲学的思想旨趣,也无法找到我正在思考的重大课题的出路,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痛苦的反思寻求过程。总之,学术的发展、学术的前沿、学术的经典和你本身自己的时间限制,这之间的冲突是很大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寻求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新的哲学思想,或者说牺牲更多的休闲时间去专心阅读,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位老师经常告诫我们要“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我将以此自勉。 

 

记者:您觉得学院在师资培养方面对您取得现在的成绩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吗?

卞绍斌老师:有的。学院对我的发展影响很大。2008年,我博士毕业。当时各个高校的招聘已经大体结束,我提出到山大来,刘杰院长跟我谈了一下并有意向接收,我很感动。从开始来到现在,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刘陆鹏教授,以及何中华老师、姜涌老师对我的帮助都特别大。还有我们院的许多管理人员,例如阚书记等。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没有学院这种特别融洽的氛围,我很难想象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绩。以我的感悟,我们学院的氛围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学术取向,学院比较纯粹地注重学术,给学术以尊严和空间。这种学术的独立性即思想的独立性空间越大,老师的发展会越自由,或者说越能静下心来做学术。这几年,我无论做什么学术方向,都能够得到理解和认可。这一点,对学科和和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学院对学术成果给予更多的承认。第一点说的是空间,但是你研究的东西,它的价值意思何在,需要得到承认和评价。学院的评价是公正的,让你能够做出东西来,并能够承认其价值意义。第一个是允许你做,第二个你能够做出东西来,它会以学术标准来衡量,学术评价的标准是非常明显的,不会有其他更多的干扰因素。在整个博导、教授群体中,我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我是这一学术评价体系的受益者。

 

记者:我们都知道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模式是不同的,您对您第一个博士生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什么样的要求?

卞绍斌老师:其实从评上博导以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作为教授和博导,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为学院也好,为学术的发展也好,都要做出自己应该有的贡献,担负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要说对博士生的期望,起码有三个非常基础的要求。

第一是学术取向。我希望将来我的博士生,一个重要的报考动机,应该是学术性的,没有其他的顾虑或考虑。为学术而学术的动机要素就是说你应该很纯粹地去做学术,做最好的学术。学术动机不应该是混一个学术学位,混一种学术的名头,要真正去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为了探寻真正的问题做学术,是首要的动机。

第二是有学术积累。不仅有动机,还要有学术积累。这是热爱学术的一种体现,在报考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读了一些经典书籍,做了一些非常扎实的工作,或者说你已经思考了一些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所以我希望我的博士生应该有很多经典的积淀和累积,有一些学术研究成果,或者思考了一些重大的课题,能够跟我的方向很契合的课题。

第三,要有前沿意识,面向最前沿的知识。比如说外语,外语一定要好,做最好的学术,不吸收西方最新哲学研究成果是不行的。从道德政治哲学方向来看,当代西方的成果依然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这个不可否认。用他们的思想方法去透视当代现实课题或学术热点,这是必要条件,也是非常基础的条件。我一直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这就要求他有很好的外语素养,去研究西方思想中最前沿最高端的哲学。   

这是基本的三条,应该是挺高的,但是我觉得是基本的。

 

记者:您认为硕士生的培养和博士生的培养区别在哪里?

卞绍斌老师:我觉得硕士生的培养主要是打基础。因为在本科阶段,忙碌于各种各样的课程学习,时间是很有限的,主要是进行通识教育。硕士生的学习,重要的工作就是大量的阅读经典。我们的硕士学制是三年,有大量的时间。但是课程给你的知识是有限的,应该在课程之外不分边界、广泛地阅读经典,打好基础。博士生阶段的重要工作是稳定研究方向,这很重要。就是要立足于现实,稳定研究方向,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这跟硕士不一样,博士阶段的工作是进行一种理论创造,要聚焦理论问题。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你对一个问题的把握和认识在学术界是最前沿和最高端的,硕士阶段是铺开的、没有边界的,但是博士阶段有边界,许多研究热点有很清晰的文献脉络,需要聚焦,聚焦一本书或一个人,一个学派,一个观点,然后透彻地理解,做出自己的一些创造和发现。

 

记者:现在研究生导师成为一个“三危职业”,需要承受各种压力,家庭生活、科研经费等等一系列压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卞绍斌老师: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导师这个职业确实压力比较大,现在有很多人讨论,说是高危职业,因为他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压力来源及看法,特别是到四十岁这个阶段,你会承担很多重任。你会发现各种压力都聚集,家庭的、学校单位的还有学生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认为,“人生痛苦无处不在”,让自己不要太舒服往往能促使自己去改变和创造。如果你没有这些压力,反而更无聊,会缺少一种奋斗的动力,或者说会缺少一种意义,甚至是缺少责任。没有压力说明你不想承担责任,反过来想,压力是能够确定你存在意义的一种体现。因为你想做更多的事情,想承担更多的责任,想发挥更多的力量。这时必然会遇到很多阻碍,很多条件的限制。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压力,学生有学业的压力、就业的压力,青年教师有青年教师的压力、职称评定的压力,等等,这种压力我认为是正常的现象,能够促使我们发挥更多的潜能。

第二是如何缓解压力。一种说法是,所有的压力往往是更多的需求带来的,你想要更多的东西。缓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方法,应该生活更单纯更纯粹一些。比如,生活的要求更低一些,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生活相对稳定,物质需求也可以更低一些,现在流行极简主义,即不要过于追求更多的繁华或者物质的东西,这些对你反而是不利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对学术的纯粹,尽量去除一些跟学术无关的东西,简单地生活,简单地做学术。学术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面向学术本身的压力,要做最好的学术,这没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压力越多越好,如果没有这种学术压力的话,你的学术就停止了。尽量把压力放到学术本身上来,回到学术本身,让学术成为你压力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学术之外的东西成为你压力来源。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自动屏蔽,回归学术本身,不会再追求其他更多的东西。

 

记者:现在社会上基本上是谈哲色变,走在路上一般别人问您是学什么专业的,说是学哲学的,别人马上就会异样的眼光看着你,容易影响哲学的发展、招生之类的,您对本科生的招生有什么期望或者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卞绍斌老师:我希望,学生报考我们专业时,不要顾忌这种世俗的这种偏见!现在哲学招生还是比较严峻的,因为首先考虑的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将来的工作与发展。我觉得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它是一种市场化的、功利化的取向。这是一个现实的大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说,人们对哲学的误解,从高中开始学思想政治课开始,就灌输了一种非常有偏差的哲学观。因此我们也要反省我们当下的教育。社会背景很重要,但是教育方针和政策也需要做很多的调整,让哲学灵动起来,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生活方式,也成为观察世界和诊断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方案。

我希望,我们哲学系招生应该寄希望于那些真正喜欢哲学的人。我们的招生宣传也好,招生指向也好,应该改变哲学那种教条主义的偏见,应该呈现哲学本身的无穷魅力。就我们山大的哲学系来说,应该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它非常开放,同时又非常自由和纯粹。很多老师做学问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意境。

对于高中生来说,我希望,我们要尽力给他们传达这样一种理念:从前你所接触的哲学,或者你对哲学抱有的偏见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还没有领悟哲学本身、哲学真正的意境,没有真正领会山大哲学的特色。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因为,相信精神的力量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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