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犬儒主义对启蒙秩序与价值的伤害，及其定义自19世纪以来无甚根本变化的事实，使得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更显重要。这种影响日甚的文化是继谎言、错误、意识形态之后的第四种结构，非常值得研究关注。

作者：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摘自：《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6期

现代犬儒主义对启蒙秩序与价值的伤害，及其定义自19世纪以来无甚根本变化的事实，使得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更显重要。按照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的说法，这种影响日甚的文化是继谎言、错误、意识形态之后的第四种结构，非常值得研究关注。

两种犬儒主义：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马克思对“犬儒主义”一词的使用，既有古典意味，更具现代意涵。他是在古典和现代两种含义上使用“犬儒主义”这个词的。在1839年关于伊壁鸠鲁的笔记里，他多次谈到犬儒主义。古代犬儒主义者，比如狄奥根尼以“自然”否定文化与文明的秩序和规则，力主依照自然生活，对文明秩序和规则以讽刺、嘲笑、嬉戏待之。就其积极性而言，它力图“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就其消极性而言，它在讽刺和嘲笑之后不一定真能找到更崇高的生活，更多是一种姿态、立场和人生态度。

在这个笔记里，马克思还谈到斯多葛主义与犬儒派的关系。斯多葛主义主张服从命运，德性自足，尤重自我，视自由与地位、富裕、规范、安适无关等观点，都与犬儒主义有密切关联。斯多葛主义大大提升了孤立个体的地位；虽然还不至于把自我保存看做目的本身，而仅视为一切生物的本能，也没有非常狭隘地看待自我保存，甚至还以为实现了共同的善才算“保全了真正的自我”。但只要把公共的善放弃掉，斯多葛主义的自身保存就会通向现代犬儒的自身保存。在这个意义上，斯多葛主义之中存在着通向现代犬儒主义的便道。自霍布斯以来的现代思想把这种斯多葛原理上升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本思想之后，斯多葛思想由此就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先导。

不过，即使古代犬儒主义在反社会规范、习俗方面往往过度，但基本还是率真的，不是故意表演，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在这个类似意义上使用“犬儒主义”一词。在《资本论》中谈到安德鲁·尤尔时，马克思断言他像直率的犬儒主义，道出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状况。直率地把看透的真相如实道出，警告工人的反抗会加速机器的发展，甚至把“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这样有违法律的事实都如实道出，其“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自由主义心灵令人“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等意思，都昭然若揭，没有任何掩饰。这跟现代犬儒主义很不一样。

不过从更多文本来看，古典含义不是马克思使用“犬儒主义”这个词的主要关切点。犬儒主义的现代性意涵才是其主要关切点，包括我们将分析的“伪善”“敉平”“知行分裂”等现代含义。

现代犬儒主义的几个转变

如西美尔所说，现代犬儒主义“与它所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常的关系”。跟古典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从看透真相到看透一切真相。古代犬儒主义声称看穿某些真相，现代犬儒主义极端地声称“看透一切真相”，不再相信任何的真理，放弃一切崇高追求。现代犬儒主义由此倾向于对所有的真与善都冷嘲热讽，不相信任何崇高、真诚的价值。“犬儒的特征是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价值的可能。犬儒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因此总是朝败坏、邪恶、阴谋诡计的方向去猜度和确定他所看到的事物。”以极端启蒙的立场，现代犬儒主义力图解构一切文明和严肃的价值。

第二，从真诚到虚无。随着被现代虚无主义浸染，现代犬儒主义的价值追求不断降低，就其实质性而言，保命意义上的自身保存成为现代犬儒主义的根本追求。在自以为看穿一切之后，又没有进一步的崇高追求，就只能回到自身保存层面。当具有约束力的真与善被消解，世俗化大行其道之时，古典犬儒主义逻辑中蕴含着的“自我保存”原则就得以破土而出，并进一步得以释放，成长为大片的现代性森林。以自我保存注释自由，以功利注释真理，使得现代犬儒对真与善的追求只愿保留一个自愿配合、不便在严肃场合揭穿的形式。在配合这种形式、配合完在某些场合还可能诙谐嘲讽一下的表演中，现代犬儒主义世俗功利、内心空虚、徒有其表的真相完全暴露出来。“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它“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由此与现代虚无主义具有了复杂的各种关联。

第三，从率真到伪善。古代犬儒主义者经常站在道德高地上看待他者，自信满满地泰然处之。现代犬儒主义早已放弃了这种价值高地，转而谋取一种“智慧高地”。这种“智慧”意味着，凡价值都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大，价值就大；而使用价值都相对于特定场合和特定境遇而定。崇高价值只有在伪装时才有使用价值。现代犬儒对追求自我保存并据此把价值工具化一清二楚，但其“智慧”在于，该佯装认同崇高价值时会装得很像，该工具化时也毫不含糊。如果说古代犬儒满足于德性的自我充足性，以为看清了真正价值就不对其他事物烦忧了，现代犬儒却在虚无主义荒野中找不到德性之路。他们的价值追求与大众无甚区别，但又不愿承认，于是就在表达形式、生活风格上做文章，力求打上雅致、委婉、与众不同的荣光，用形式雅致掩饰实质堕落。越缺乏实质，越标榜形式。现代犬儒不再以真实—虚幻二分框架内的幻觉，而是以一种工具—表演框架，建构了一种实在形式。在“真诚”里隐含着“欺骗”和“狡诈”；在服从和配合里隐含着“反抗”和“否定”；在“看穿”里隐含着严肃的“表演”；是一种真诚与欺骗、配合与反抗、看穿与表演的奇妙结合。

第四，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齐泽克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来对应现代犬儒主义“他们对自己的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现代犬儒清楚社会系统运作的内在要求，以及配不配合这种要求所具有的得失，才会进行成本核算，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选择。犬儒们对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

现代犬儒虽然继承了古代犬儒“对大众信仰尖锐而敌视的态度”，但态度的表达变得隐匿和油滑。现代犬儒把真理和信仰当作使用价值、当作工具来使用，希望把一切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否定、解构了一切可能的真实与严肃。实在的只剩下维持低俗的生命自保，其他的一切，全成了嬉戏和诙谐的对象。这种现代犬儒由此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区分现代犬儒与末人，防止犬儒的扩大化。现代犬儒不是尼采所谓“末人”（最后的人）。“末人”精于计算，善于满足欲望，不再追求伟大和超越性价值，极力追求安逸、快乐、无痛苦，工作要成为消遣，财富和权力尽可能平等，不要引发纷争与矛盾，的确跟现代犬儒有共同之处。但末人不必伪装，可以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生活。现代犬儒却很会幽默和文饰。露骨、直白地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往往是现代犬儒鄙弃的，被视为不够“聪明”、缺乏“智慧”。只要符合自然本能，没有冒充和夸张，（晚期）尼采并不嘲讽反而认可与其本性一致的末人所为，但嘲讽一切崇高与伟大的现代犬儒主义是尼采拒斥的资产阶级做派。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为末人辩护，认为末人固然没有崇高和牺牲，但却宽容，偶尔也能追求某些伟大。现代犬儒自觉比末人高明，但高明也就体现在更自觉、更隐蔽、更有手段、更无底线、更会伪装、更委婉、更有“幽默感”、更会花言巧语等方面，实际上却往往比末人更颓废。现代犬儒是末人中的一小撮。把他们视为末人，犬儒们肯定认为是对自己的贬低，实际上却是对他们的抬高。如果我们按海德格尔的意见把末人视为不自觉的虚无主义者，那么，现代犬儒则是自觉的虚无主义者。

伪善与敉平：现代犬儒主义的两个特质

对现代犬儒主义的伪善性，马克思毫不客气地予以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揭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重视人的虚伪性是十足的犬儒主义。“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然而最终结论实际上是敌视人的。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像在《资本论》中那样深入分析国民经济学理论上承认的“人”与理论本质中蕴含着必然否定的“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区分个性、尊严、人格意义上的“人”与通过商品的社会生产、交换而得以实现的普遍维度上的“人”，两者之间既可以存在统一关系，也可以存在冲突关系。因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这种虚伪性更加不可接受。

与伪善相比，价值的敉平同样值得关注。《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在批评商品—货币—资本体系中蕴含的虚无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现代犬儒主义消解、化约一切价值，把一切价值都敉平化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把商品化、货币化与犬儒主义联系起来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章“交换过程”中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犬儒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没有任何改变，前半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犬儒派”却被修改为“商品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平等派、犬儒派在这里意味着通约一切、敉平一切同时也消解一切崇高价值，而且这种通约、敉平、消解没有底线，甚至到了生性放荡和厚颜无耻的程度。

第一，商品上升为货币，更是“夷平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事物一种无风格、无色彩的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切价值消解在一种中介性价值之中”。由此，马克思使用犬儒主义这个词就有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含义：敉平一切价值差别。货币在现代晚期的价值通约功能达到了巅峰。资本把一切崇高的东西都敉平，不但意味着要把崇高的价值拉低，更意味着会把十分低俗的东西提升，使之具有某种可以登上公共场合表演的美丽外观。伪善由此就与敉平贯通起来。

第二，一切原本崇高、超验的价值，都将会在这种敉平中被消解，这是资本的本性所然，是资本为了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求的。一旦达到了这种效果，商品—货币—资本系统的价值敉平对于崇高、神圣价值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敉平，意味着不分高低贵贱，意味着崇高价值的进一步消解与降低。现代犬儒主义急欲消解各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理想主义，“在犬儒主义者开出的‘阵亡名单’里，理想与理想主义则一贯名列前茅”。

第三，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敉平功能已不仅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展开，还会进一步进展到精神、价值层面上，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思想存在都化约为只有量的区别的商品、货币。撇开经济—社会层面，径直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敉平，是尼采致思的基本倾向。

知行分裂与启蒙怪胎

如此一来，打着看透一切的幌子，现代犬儒主义就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启蒙怪胎。它切断了批判与建设之间、祛除偏见与确立判断之间的前后相继关系，以否定一切崇高价值和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姿态，让形式与实质、理知与行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不再存在。

现代犬儒至少有两个理知、观念，一个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知、观念，另一个是内心不认同但形式上认同的理想性理知、观念。犬儒们对前者实质性认同，对后者只是形式上认同，现代犬儒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分别选择何种行为认同。他们的思想认同和行为选择之间于是就产生了多重复杂关系，并不一定知行合一了。

看来，“犬儒主义”经历了三种根本性转变：一是从追求真正的“善”到拒斥一切真与善；二是从勇敢、率真地嘲讽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再率真，反倒为了自私利益对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予以积极配合；三是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分裂。第一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价值追求的降低；第二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处事态度的圆滑；第三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态度的分裂。

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运动与自我保存、虚无主义哲学相结合产生的怪胎，是启蒙运动与追名逐利的经济人相结合产生的病瘤。马克思嘲讽现代犬儒主义“伪善”、“天生的平等和敉平”、消解崇高、知行分裂，给现代犬儒主义以基本定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犬儒主义的世俗化、颓废色彩会更加明显。它不但消解崇高价值，还进一步给低俗的生物本能价值包上美丽的衣装，内心更加空无和虚无。

现代犬儒主义把启蒙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它把物化与虚无更加统一在起来。现代犬儒为了避免虚无而执着于物化价值，又在物化追求中进一步虚无化。他们是打着启蒙标签的冒充者和欺骗者，不但不是启蒙的标志，反而是对启蒙的异化和背叛。

现代犬儒主义提醒我们，启蒙原来面对的只是让糊涂者不再糊涂，现在还要面对装糊涂者、得过且过者对真与善的冷漠和拒斥。马克思对现代犬儒主义持坚定的批判态度，是对启蒙精神的继续推进，是对偏离、背离、玩弄启蒙精神的提醒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