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夏一个平常的夜晚，紧张的上课和自习后，熄灯前的十来分钟，同宿舍的老大哥们谈及某同学日后必有大的发展时，纷纷开玩笑说，到时我们靠写回忆也能成名成家，比如“某某的大学时代”，“我所认识的某某”，“某某二三事”……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同学们如今功成名就，我也可以借助这些现成的题目来做点文章，忆念山东大学哲学系七七级那个人人朝气蓬勃、个个好学上进的集体，回望那个花儿香鸟儿鸣的青春时代。但我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惭愧，惭愧。

有人说，往事如烟。也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如烟也罢，不如烟也罢，“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不必艳羡杨花柳絮白玉堂前翩翩起舞，更不必感叹它的三春事业随风消散了。人生如寄，何不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率性而为，再“搅和”一次！

我入学时不满十七岁，是班里的小弟。老师，固然是我的授业恩师。各位学长，同样是我的老师。大学时代，成长的时光，帮助我搭起了知识框架，建构了思维方式，奠定了“三观”基础。老师的教诲，学长的关照，让我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享受着轻松快乐的人间四月天！

我那时学习爱刨根问底，遇到问题就叨扰学长，往往是直接请教，也有观察、模仿、自问自答，自以为最特殊有效的方式，还是“搅和”。我发现，学长们知识多，水平高，思维成熟，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刻见解，但大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而我，本是小白一个，爱跑图书馆阅览室，各种书报能看尽看；又爱思考，喜欢生拉硬扯，把刚学的理论关联到某件事情上去。我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制造“话题”，学长们则轮番为我解疑释惑。常常是我的问题一提，几位学长就吵起来。我则两边帮腔，哪边强势就成了我争吵的对象。在这种“搅和”中，我自己知识增加，认识加深，受益匪浅，同时也活跃了大家学习的气氛。“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李芹大姐十年前就催促我写点回忆，晓武兄持续不断地鼓励和提醒。这次又有李宏祥班长和袁玉骝等诸兄共同倡议，希望利用好毕业四十年这个契机。“否则到我们毕业五十、六十年时再整理可能就有些困难了。”这号召很让人心动。的确，莺愁蝶倦，柳绿花红，当下即是良辰美景，干嘛还要等来春呢。于是，我不揣浅陋，不避空泛，任意念横流，泥沙杂陈，再次“搅和”于众学长面前。呈上“拾零”数则，烦请一哂。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搅和”有趣且有益，就再“搅和”它一次。

报 到

在济南火车站广场，我们找到了学校的迎新大巴。从村里骑自行车到公社驻地，再坐公交车到辛店，再乘火车到济南，三百里地，整整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仰望着济南火车站那高耸的塔尖，“胶济铁路”终于对上了号。父亲送我来学校，坐上校车，我们感觉踏实了。迎新车一到校，就被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包围了。大家拥挤着，喊着，找人，找行李。

哲学系的迎新阵容很强大，站着的，坐着的，报到处有十几个人。我刚递上入学通知书，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大声说到：这是我们系最小的学生，才十六岁呀！我出生于1961年9月，按传统的算法，虚岁十八了。自高中毕业后，总想做点事情，不愿意被说小了，于是嘟囔着更正。但我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人们的欢笑声中。行李则被一个敦实的中年人抢走了，他把我的被褥扛在肩上，走得很快，我还没追上就到了宿舍里。五组六组同住一个大房间，老师们照顾我，专门把我安排在下铺。后来知道，大声说话的是系主任臧乐源老师，抢着扛行李的是龚兴老师。

 刚放好行李，就来了一个同学。大高个，大脑袋，大眼睛，穿着绿军装，说话极快，他问我哪一年出生的，得到答复后马上自我介绍，“我叫唐少杰，是班里第二小的”，接着一秃噜给我介绍了学校、班级、同学、报到手续等情况。随后又问，作文你写的哪一天？我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忙别的事情去了。

作文《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高考第一天。参加高考，人生大事，固然不同寻常，更让人痛快的是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1968年春天上学， 1977年7月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青”，唯一的出路就是“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又一年。高中毕业作文，题目是《给大队党支部的一封信》，明确要求写上“扎根于土，服务于农”。我是农民的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感情，愿意“服务于农”，但我不认可“扎根于土”这个前提。心里不服，笔下不写，来了一个默默地抗争！这次恢复高考，终于理通气顺，心情畅快，于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开头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我到公社参加了高考。结尾是：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考场上我交出了第一张考卷。我希望这一天能改变我的命运，也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待党和人民的选拔。这篇作文水平可能不高，但论写真情实感，痛快淋漓，是我迄今未曾再有过的。今天回想起来，文中把恢复高考之功和我的感恩之情，统统归于华主席，似于邓公不公，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这种归结在“政治正确”方面还是大概不差的。

其实，不仅高考这一天，我高考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难忘的。我是10月底得到高考消息的。当时我的母校临淄二中为高考专门办了一个复习班，以我们高七级为主，五级六级都有，共50个人。老师们记得我，专门通知我参加这个班，还安排我担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大队里一些人认为，上大学还得靠推荐，两年劳动锻炼是基本条件，要我莫要妄想。经过艰苦的争取，我最终还是上了这个班，得到了大约三周集中复习时间。但错过开始那十来天的复习，让我报名时选了文科，山东大学哲学系为第一志愿。高考后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体检请了一天假，分工的土方回来还得接着挖。得知考取时，我正在麦田里施土肥，小伙伴们为通知我，轮番大喊，恨不得让全村都听到。那年高考很热，报名热，发榜更热，据说区里张贴了大红榜。但春节前后村里战天斗地的气氛很浓烈，“一直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那年腊月没有三十，二十九即除夕），参加高考占了我劳动的时间，这些日子我就补上吧。就这样，我很淡然地等着，等着，在大干苦干的劳动中，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元宵节（2月21日）那天，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大哥用力捶着我，连声说“争气，争气，争气”。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普大喜奔”，大家好像比我本人更兴奋。父亲、母亲和兄长一直忙里忙外，帮我准备行装。而我这段时间好像成了看客，走亲访友，接待来访，一遍又一遍地接受祝贺，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教导。父母的嘱咐反倒十分简单，大概就两句话：不要想家，有事来信。但是，父亲送我到学校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临离开时，父亲说已拜托老师们好好教育我，让我听老师的话。父亲的话，和他带我上小学报名时说的几无差别，坚定的语气也与那时别无二致。父亲信任我，信任他的儿子。

报到了，大学生活就开始了。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山东大学这所名校，感受着老师和同学们一开始就营造出的火热的氛围，我默默地念着伟人的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真理标准”学思悟

迎新会上，臧乐源主任朗诵他的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价宝》，激情澎湃，声如铜钟，一下子就感染了我。第二天入学教育，臧老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六个观点。一句话：“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六个观点：物质、矛盾、实践，生产、阶级、群众。这种概括从此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我讲马哲，给各种层次的学生、学员宣讲，用的都是这个框架。

对我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莫过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莫过于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时候，我们正在学辩证唯物主义。樊瑞平老师全面讲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讲得精深醇熟，就像绕口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它的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它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它的认识论即唯物又辩证，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我第一时间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感到文章的某些提法与课本上不一样，课间就向樊老师请教。樊老师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鼓励我说，要多学，多看。事后想来，樊老师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倾向明确，态度坚决。这也是当时系里老师们认识的主流。当年十月在山东大学召开实践标准研讨会，“战友攻关聚济南”，樊复升发表“实践标准三要素”，是为明证(注: 樊复升是樊瑞平、王复三、周立升三位老师合作发表文章的笔名，署名樊复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樊老师还只是笑着鼓励了我。

没想到的是，形势发展很快。这学期期末考试，最后一道论述题竟然就是“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分呢！我的答题较为全面，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这个标准是唯一的，除此没有别的标准；科学理论、逻辑证明、政治权威等都不能作为标准。记得有同学看到答题要点后很不服气，说题目中没要求回答“什么不是”呀，怎么还扣分了呢？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会议的主题、时代的潮流。我愈益坚定了“实践标准”，把它尊奉为真正应该的“坚决拥护”和“始终不渝地遵循。”大学期间我一直关注着真理标准讨论和研究的进展。后来做毕业论文，我起初试图写《论实践》，李武林老师精心指导，谆谆教诲，教我“小题大做”，不要老虎吃天。由于原定的题目实在太难了，我最后换了个具体点的，花了不到一周时间，写成了《论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四十多年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始终伴随着我。它深入骨髓，久而弥坚，始终是护佑我“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先天功。按照这个标准，我改进了臧老师宣讲马哲的框架，一句话，我换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因为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唯物史观”的精髓。六个观点则减为五个，“阶级”被淡化掉了。去年开展党史教育，学“七一讲话”，我谈体会，围绕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贯穿其中的根本观点即为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才能不唯上之领导，不唯书之经典，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理论和实践一道推向前进。

吃饭问题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之于我也和天一样大。刚入学时，我老是觉得饥困，饥肠咕噜，影响学习，也影响睡觉。

报到当天，拿着刚领到的饭菜票，我立刻去了食堂。饭票为纸质，分为面票、米票、粗粮，加上菜票，大约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粉黄蓝绿四种颜色。大概还不到饭点，食堂里人不多。我拿出两张面票递过去，师傅没有接，提醒我说：一张四两，两个馒头。我说：就买四个。一顿四个馒头，是我当时的饭量。这还只是小饱，不算放开吃。师傅的提醒警示了我，让我发愁：就算早晚少吃点，也得五十多斤，而一月35斤定量。我这一顿就吃了两顿的饭！一顿如是，顿顿何如？

我的家乡临淄，是齐国故都，经济文化繁盛之地，号称“地无寸碱”，黄河不淹。那时我生活的村子，还不通电，不通公交，每天的工分大约值五毛钱。农民有饭吃，但没钱花。我的被褥和衣服，是母亲赶着时间做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忘不了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嘱咐我，时而忧思时而欢笑的神情。看我只有一件上衣，大哥把春节买的一件新的迪卡蓝色上装脱给了我。这样，我的两件上衣一大一小，我自己那件，因长了一岁，很紧身了；大哥给我这件，就长大了不少，大哥身高一米八，我只有一米六五啊。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父亲还是早为我做了准备。当时上大学是要迁移粮户关系的。我是农村户口，要带着四个月的粮票报到。而这粮票，要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粮户关系迁移证明，推着小推车，就是那种陈毅元帅赞誉的推出了中国革命的山东小推车，装上粮食到公社粮站去换粮票。经村里上过大学的人提示，父亲找熟人帮忙，多卖了几十斤粮，而且卖的都是小麦，这比卖玉米每斤可多得四分钱。这样，除了上交学校的，我手里还存下了四十多斤粮票。算下来，一个月加上十斤，不至于很饿了。

问题是没有钱。买饭票一斤粮票要加一毛八分钱。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带的现金总共只有30多元。那是提前支取的父亲出民工的补贴，加上卖粮的剩余部分，还有亲友祝贺我上大学的少许礼金，杂七杂八凑出来的。路上买火车票、汽车票，到了学校买书、笔记本、墨水，还有牙膏牙刷、毛巾、暖水瓶等，一下子就花了个七七八八。我想到一个以菜票和粮票换饭票的办法，想试一试，又有点胆怯。那天，我去买饭票，黄仕军、张鲁建、侯培德等同学陪着我，给我壮胆。我不好意思地提出来，用菜票支付买点饭票。二位女老师，商量了一下，很痛快地同意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真是个大道理呀！

第一学期是集体用餐，一组一桌。周末的饭菜票发给本人，灵活掌握。周六晚饭，是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济南的四位同学回家了，八个人的粥和菜，我们四个人用。当然，我每次都是吃的最多的那个。一大碗玉米粥一大碗水煮菜下去，腹饱肚圆，很是惬意。饭后提上马扎，成群结队去看一场露天电影，一周的紧张就一扫而光了。

真正吃饱吃好是军训的时候。据说给我们每人每月加了十斤粮。女同学吃的少些，我们这几个大肚汉可以放开吃。记得包子最好吃，人人狼吞虎咽，一口气可干掉十多个。一个多月下来，肚子里有了油水，往后就不那么饿了。

长久的办法不用多操心，班里给了我一等助学金，寒暑假回家省下的饭菜票补贴平时，每月四十多斤的饭量，我一直保持到毕业。真正挨饿，是我毕业后到兰州工作那一年，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我不仅吃饱了饭，还吃好了胃。到毕业时，我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一，体重还是六十二公斤，抽了条，也结实了点。曾经有很多年，同龄人到一起，每每回忆饿肚子的生活，年轻人总以为是天方夜谭。中国人真正解决吃饭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靠的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5年粮票的废除。如今倡导文明用餐，“光盘行动”，我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的。

关于“执伞云游”的辨证

一天晚上，谈论《西行漫记》。一位同学说，斯诺“文革”时期到中国来后，还写了《漫长的革命》。其中说到，毛主席接见送他到门口时，斯诺问毛如何评价自己，毛哈哈大笑说，“我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吃惊，一时间议论纷纷。毛主席在我心里，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当时又正连读带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传言的“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等诗句，觉得“孤僧”情调与毛主席的豪迈气概相差太远。但有同学说，毛主席当时已到晚年，加上“文革”失败，晚景凄凉，有这种心境也很正常呀。然而，我一直心存疑问。

若干年后，我见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长者。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江青大喊大叫，“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美国人听傻了，找了一帮专家也闹不明白什么意思。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毛主席当年说的，一定是“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也只有这个说法，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人格和狂放个性，才能将“虎气”和“猴气”集于一身，也才符合当时的语境和情景！

我为此查了有关资料。2014年12月《书摘》发表的胡松涛“品读毛泽东用过的几则民间话语”一文，讲得比较清楚。该文说：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他对斯诺说：“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斯诺显然不懂得中国的歇后语这种语言样式，于是他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翻译为“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样的翻译，歪打正着，弄拙成“巧”，倒是刻画出了毛泽东独立特行的品行，极富诗意空间。1990年前后，有个电视片叫《世纪行》，其中有一段解说词说：“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持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前面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这就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了。更权威的解释，来自于熊向晖《关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事实》、龚育之《关于“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他们都对这个误传进行了澄清与纠正。

这件事让人感慨。我的英语一直不过关，要学得好的确也很难。严复在《天演论》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翻译难，文化交流难，文明的交流交融更是难上加难！

初历“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我在大学期间所经历的那“一步”，或可为我国人民民主大发展增添点有趣的记忆。

1979年初夏，学校所在的济南市历下区选举区人大代表。那是第一次县级人民代表直选，方方面面都很重视。由于我是全班唯一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系领导特别关照，班长专门和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其实，我之所以没有这个权利，不能参加投票，是因为我未满十八岁。我没有任何想不开，更没有什么情绪。

系领导之所以这么重视，恐怕还与当时大学生中的竞选热潮有关。据说北京一些大学的竞选搞得热火朝天，我校经济系、中文系已有些动静，现在过去了四十多年，县级人大代表选举还在一如往常地进行，大家也只是以平常心看待它了。如我所在的选区，已经连续多届都是女性候选人，我们这些男性公民只有选举权而实际上没有被选举权，大家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当选的人当成一种荣誉，他们和选民的关系只是投票和被投票的关系。既不用了解选民意愿，也不用向选民报告工作。如此而已！

与选举相映成趣的，是协商。协商民主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人民政协就是一个专门的协商机构。大约三年级上半年，兼任团支书的庄平大姐发表讲话：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只是记得当时我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怎么不知道？”庄大姐只是笑了笑，组长李敏同学却不干了，教育我说，“你算一个方面吗？”这问题有如当头棒喝！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体会到，对于一个决定，一项制度，的确只同少数人商量即可，而且越是重要的事情商量的人越要少些。而一个人要有发言权，先要成为“一个方面”，否则是不行的。

说到代表那个方面，当时在班里我是有两次机会的，除了上面讲到的属于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以外，还有一次就是系领导批评谈恋爱现象，不让男生去女生楼，而班里要组织活动，需要通知女同学，方宏建同学笑着说“志功去，志功去”，这时，我就成了没有嫌疑不用担心瓜田李下的那个方面了。

趣谈归趣谈，民主确实是个大题目。“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民主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生根、开花、结果。近年来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一个新的成果。西方对我们的排斥和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当然，民主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西方没有一以贯之的民主，英美民主在世界范围也只是“地方经验”。但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与国情，作为地方经验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现有的成果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在发展中，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发展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

虚壹而静与自强不息

周立升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开篇不凡。他引用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说，对大家寄予厚望。周老师是背诵的，不疾不徐，面带微笑，极富感染力。一遍诵罢，我不仅记住了文辞，也记住了老师的音容笑貌。后来多次听人引用该说法，但再也没有那个感觉了。

那时教材不成系列，许多课用油印的讲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煌煌四卷，就成了大宝贝。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问题。教材正文说：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这个宇宙观的最高范畴，是朴素唯物主义。但在附录里又说：道是虚无，是唯心主义。我很困惑，觉得自相矛盾，求教于周老师。周老师教育我说，这体现了任继愈先生治学的严谨，也体现了他认识的深化。后来在课堂上，周老师还讲了两个《孙子兵法》的发现过程，说：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孙膑兵法的存在，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孙武兵法，又出土了孙膑兵法，这个问题才真相大白，争论也才告一段落。由此告诉我们哲学史研究的不易和史料的重要。

刘大钧老师新开《周易》研究。那时他还很年轻，背诵经文随口而至，吟诵如歌，我只是记住了歌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盌，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刘老师系统讲了乾坤之相对、泰否之转化、既剂与未剂等。他精解乾卦，阐明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由弱到强、盛极而衰的道理；他多次崇敬地提到高亨先生，这引导我后来读了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我特别想知道怎么算卦，大家也有兴趣，听到刘老师开始诵念算法，群情振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可是，到此就没有下文了，刘老师留给我们的只是神秘地一笑。

我推崇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期望“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刘老师告诉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也很赞赏荀子的“大天而颂之，何如制天命而用之”。但期末考试，周老师考的却是“虚壹而静”。或许，自强不息加上虚壹而静，才是国人心目中刚健有为的谦谦君子形象。《菜根谭》有言：“心不可不虚，虚则义理来居；心不可不实，实则物欲不入”。虚，即虚壹而静；实，即自强不息。

现实生活却不尽然。许多人崇尚“人定胜天”，不知大自然的惩罚；放言做事到“极致”，不知物极必反。我的体悟是，“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如此才能清心寡欲，中庸平和，改己之过，容人之错，学人之长，避己之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人处事之道，谦虚而已矣。

伫立灵岩

1980年10月末的一天，我们赴灵岩寺现场教学。先从济南集体乘车两个多小时到长清的万德火车站。那是一个小站，除了我们一行并没有什么旅客。再步行近两个小时，才到灵岩寺。回程还要赶火车，来去匆匆。我兴高采烈而来，潦草观看，浮光掠影，只是带了点模糊印象回去。

李传明老师课上讲过，佛教传入中国，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儒道释合流。灵岩寺地处泰山之阴，是佛教的重要山林。从北魏起，到唐宋明清，几兴几废，大起大落。繁盛时曾经有僧五百人，禅房数百间，供地两万亩。如今大雄宝殿、千佛殿、辟支塔、墓塔林等尚存，伴着郎公石可公床的传说。回校后查阅有关资料，我写了《灵岩寺观记》：

山路灵岩曲径深，石桥通灵更无尘。

五百罗汉千般像，一柱青檀万岁身。

郎公可公神圣事，辟支慧崇寒鸦林。

今日残红空梢立，来年西风与谁人？

这次来参观，只有我们一帮学生，谈笑游乐，兴致勃勃。未见香客朝山、信众礼佛，也未见和尚念经、武僧护院，只看到一些古建筑、古树木。飒飒秋风中万木萧瑟，掩映不住佛殿塔林的斑斑陈迹。空山萧疏，古刹苍凉，让人徒生感叹!有同学慨然问道：“灵岩依旧在，和尚哪去了？”

我那时喜欢诗歌，爱读也爱写。“为赋新诗强说愁”，当场构思了长诗《伫立灵岩》。现已想不起全文了，记得共三节，一百二十多行，分写所见、所感、所思，三节的开头是：

“伫立灵岩，我的心儿醉了。呼一声朗公，可曾知晓？”

“伫立灵岩，我的魂儿飞了。呼一声朗公，可曾知晓？”

“伫立灵岩，我梦醒心碎了。呼一声朗公，有谁通晓！”

再说说那些空立寒梢、引人遐思的“残红”。回来的路上，李敏同学对柿子来了兴趣。时值深秋，树叶凋零，农民采摘后剩余的少许柿子悬挂在树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个小灯笼。郎朗乾坤，蓝天白云，红柿子随风摇曳，充满了诗情画意。那时，我和李敏经常在一起，可以说形影不离。王毅平同学曾笑我们是“一个王小义，一个买买提”。这次自然我也成了帮手。爬树，摇树，扔石块土块，竟然弄了两大包。回来后，李敏把柿子泡在茶缸里，一天换好几次热水，过了两三天，终于可以吃了。摘柿子弄得我俩灰头土脸，大家都笑我们。柿子“染”好了，有同学又想尝一尝。李敏挑了最好的一个，很严肃地说：“这个是志功的，谁也不能动！”这“染”好的柿子更红了，通体透亮，摸上去软软绵绵，散发出扑鼻的甜香，让人垂涎欲滴，但咬上一口，还是很涩呀！

朦胧和不朦胧的诗

八十年代第一春，文坛涌现出一个新的诗派——“朦胧派”。它作为那个时代“崛起的诗群”，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其代表人物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的诗，我都爱读，有的还会背诵，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以梦为马》、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一代人》只有两句话，却准确传神地表达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

在大学和而后的很多年里，我几乎读遍了所能读到的朦胧诗。七八级系友韩东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他于 1981年初在《青春》上发表的组诗《昂起不屈的头》，极具震撼力。"压过来的是整个天空/我昂起不屈的头/即使大地从脚下滑走/我也要举起挑战的手/闪电的鞭子把我抽成网/对着陌生的宇宙/我还是要发出雷的怒吼/决不跪下！"一九八三年夏，兰州遭遇沙尘暴，我亲身感受到黄沙弥漫黑云压城的逼迫感，就把这诗朗诵给高尔泰先生听，他随后画了一幅“沙尘里的胡杨树”，题识即为该诗的头两句。

我也写过一些朦胧诗。只是写，写了就丢，不投稿，也不保存。现在我手头几乎没有一篇完整的诗稿。有的还记得几句，但意象朦胧，忘了为什么写、写什么。如《春柳》：“细雨霏霏，织成了雾的帷幕。清风徐徐，柳丝儿飘扬开去。嫩黄的芽儿张着小嘴，似在静静诉说；单薄的身个儿呀，尽在雨雾中洗涤。”

后来，我改写过北岛《回答》的开篇，用以揭露残酷的道德危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很有真实感，是我不喜欢但还能接受的现实逻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卑鄙者的幸运，高尚者的幸福。但实际生活中，我所感受到的，甚至堂而皇之登上庙堂的，比这荒谬多了。改写之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这是针对现在一些人既是、又是、还是，批评赢家通吃的。改写之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批评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但改来改去，终觉得了无诗味，如同嚼蜡。诗言志，人民性至上。没有人民的同理感、共情感，怎么会有传世之作呢？还是北岛高明啊。

1983年初，《当代文艺思潮》刊登了徐敬亚在大学时期写的论文——《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一经发表便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文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朦胧诗的大批判。至今还有人非议朦胧诗和朦胧诗派。我很不以为然。李商隐是朦胧诗的老祖宗，《相见》《锦瑟》人见人爱，口口相传。知道“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就够了；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则似可不必。诗无尽解，硬要解它作甚呢？

学习伦理学的收获

伦理学讲道德评价，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我对这个问题有特别的兴趣，是因为它和我的名字有关联。

一天，张景芬同学跟我说，“你名字出自《墨子》，动机与效果合为一体。不得了呀！”我很感激张景芬的指点。经查证，墨子提出评价人的标准时说 “合其志功而观焉。”其中“志”指的是动机，“功”指的是结果，一个人行为好坏的判定，需要把行为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结合起来。我现在微信上用“志功行之”，是对先父赐名的自珍，也是对墨子“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思想的尊重。

伦理学开课时，恰好与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同期，于是引发了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大讨论。印象较深的是，张立勇同学的“爱情论”和侯培德同学的“婚姻三圈子论”。对于这个题目，我完全是个小白，只有听的份。张立勇，长篇大论，洋洋万言，宣讲“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应该成为婚姻唯一的基础。侯培德认为，当代中国的婚姻分为三个圈子，一是高干和知识分子；二是工人和城市平民；三是农民。三个层次各自为圈子，很少交集。这些宏论，至今记忆犹新，感觉很有道理，但再无深究，不了解新的研究进展。

如何进行道德评价，一直是个难题。1984年春天，臧乐源老师到兰州大学讲学，我曾陪同老师去刘家峡水电站参观。途中请教臧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价值评价问题：普通人和大人物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但人生价值是否有高低？老师听了哈哈大笑。第二个问题，看到在大坝上执勤的士兵，我感慨可否用机器人执勤，又负责又人道。老师则沉默不语。后一个问题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如今，生产生活的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很多艰苦岗位、危险岗位、重复劳动岗位已经为机器人所替代。更文明更人道的生活召唤着人类，并愈益显示出光明灿烂的前景。而前一个问题，迄今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我的想法，如同大学时代一样，还是马克思引用的那句话：“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1993年11月，我到中央社会主义院工作。学院教育培训的对象包括统一战线各界代表人士，党内外、体制内外、国内外都有，涉及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海内外中华儿女等广泛领域。在教学上要做到“学”能“致用”实属不易。墨子关于“量力所能至”的教育原则，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提出“量其力而教之”，要求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浅者求浅”而“深者求深”，进而达到“浅者入深，深者入专”。这种根据学生自身的自然发展安排教学程序，照顾不同学生知识程度和知识构成的思想，至今仍觉很有意义。

赶 海 记

毕业实习，到烟台文登张家埠。我跟随刘玉安同学打前站，一路上刘玉安给我讲大海和赶海的故事，很是让人向往。然而，在张家埠三周多，只是赶了一次“小海”。吃得倒是很新鲜，但看到的大海是个海叉子，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故名为赶海记，也只好记点别的什么了。

记得要出一期墙报，吕敏同学组织。她要我写一补白短文。我第一次看到海，第一次了解半渔半农的渔村生产生活，得知他们搞水产养殖，收入很高，甚为感佩。于是，向张家埠人民致敬，写了一篇“致——”

谁犁出的田垄，谁播下的明珠，谁在辽阔的大海上辛勤耕耘？

啊！张家埠人，夸父的后代，精卫的传人。

收来珍珠千担，劳动致富；开出良田万顷，海疆无垠。

张家埠人呀，执红旗傲立涛头，驾长鲸放歌霄云。

 调研报告由矫学柏、张昌平主持撰写。我抄写过一部分，因为字不漂亮没用上。我的印象中，报告主要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理论，强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析研判了张家埠大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搞大包干的做法。结论大概是，像张家埠这样有较好的集体经济基础的大队，生产责任制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形式，这样才符合实际，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队张会计认为报告很有水平，直说好。我也认为报告很有水平，理论性强，气势宏大，是大手笔，值得好好学习。但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山东省的生产责任制德州走在前边，烟台强调自己的特点。当时张家埠有一定的集体经济，大队党支部也比较强。那位书记很强势，说一不二，对此我的印象不是很好，曾戏称其为“张家埠部落酋长”。我后来到兰州大学工作，对山东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从全国的情况看，似乎还是应该更积极一点，更积极地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人民公社不存在了，改为乡镇，不清楚张家埠的命运如何，像华西村，南街村，还是大邱庄，抑或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勤劳实干的张家埠人，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定会勇立潮头，在改革开放中再创辉煌的。祝福他们！

忽然一件喜事搅动了大家的平静，王国庆同学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复试通知。王国庆，神人一枚。平时不太看书，备考时照样下象棋，但考试时总有神发挥。我平时不上心，考试前还是要过一遍的，有些原著中的名句总要背一背。一回宿舍就会被他拽住，让我复述答题要点。纵然是这样，他的成绩依旧很好。他学英语，是靠背词典，背一页撕去一页那种。他接到研究生复试通知时，我俩正在学划船，玩得满头大汗，浑身酸痛，半天才划出去十几米，这时要划回来谈何容易。小渔船还未靠岸，他就奋然一跃，“御林军”的神技果然不虚。

到了烟台，登上凤凰山，才算看到了大海。那海潮汹涌澎湃，一波波涌来，浪高过人，声如震雷，撞到岩石上，卷起堆雪如山。放眼望去，茫茫无际，顿觉豁然开朗，神清气爽……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就是我所学习的历史观。我们大学的中国历史及哲学史课程，起初遵循的都是这个观点。但真理标准的讨论改变了这一切。

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带来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到处都在“把被某某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观点动摇了！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首先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有无欧洲那样农奴制的封建社会，这涉及到中国是否像欧洲那样，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老师们介绍过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隋唐封建说等；再次，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宋明时期是否有了充分的发展。这牵扯到中国能否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表现为路线斗争也动摇了！中共党史课本上还在大讲路线斗争，而人们对许多重大结论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关于“文革”的十个问题，“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我读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那厚厚的一大摞，彭德怀的万言书、瞿秋白《多余的话》等都读了很多遍，好像看不出什么大错误来。

那时的学术报告特别多。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站着讲了四个小时，他大声发问，“哪个历史学家通读过二十四史？”中文系萧涤非教授讲杜甫诗欣赏，大部分时间都在不指名地批评郭沫若，说某人为了讨圣上欢心，失去了“诗圣”和诗家一脉相传的人民性。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不禁要问，历史是客观的吗？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其客观性、必然性毋庸置疑。古圣人追求“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幻想虽久不废，万古长存，精神可嘉。可是，历史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塑”，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些梦寐以求成圣成仙的大人物一个个不断地灰飞烟灭，“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有谁能够真不朽呢？特别是那些标榜客观真实的自传，常常由于掺杂了过多的主观因素，导致色彩斑斓，迷雾重重。比如某老帅写的回忆录里，林彪真成了不会打仗的假把式；某画家夫人以画家的名字著书，小三竟然理直气壮登堂入室了。

如何拨去迷雾，让真善美的世界尽显其本来面目，让爱史读史的人们吸取经验教训，少走点弯路、歧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命题，并解释说，“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代的需要和实际”。美学家朱光潜也说“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这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客观性提供启发：既然主观性是历史的构成要素，那就把它放到历史的客观性中去理解；既然历史都是当代的现时的，那就把它看成流淌的河，不停地回看也就是了。

这次写“拾零”，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回忆一些事。我忽然觉得，这也算是写历史。吾辈凡人，没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本领和豪气，但至少，至少不能把清清白白的历史涂抹到乌七八糟吧！因此，当不粉饰、不矫情、不添油加醋、不无病呻吟，只做随时随地的临机之选，多回忆，少评判，也不知做到了没有、做的怎么样。

大同学们

关于我班的同学们，李芹《春华在心中流淌》已有详尽的描述，李宏祥班长的补充使之更全面更完整。我的感受正如在开篇说的，我在班里年龄最小，诸位同学都是我的学长，也都是我的老师。高考时，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数位老师一同下场，考上的不多。来到大学，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教师出身，非常方便我请教。读毛主席《念奴娇 昆仑》，我把“一截遗欧”的“遗”读成了yi，赵延新同学提示我，这是多音字，读wei。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令芝同学告诉我，第一个“老”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我刚学一个成语“茹毛饮血”，也生吞活剥地用一下，黄仕军同学不客气地说：“你用的不对，我当过老师的。”亦师亦友，良师益友，是我对众学长特殊的赞誉。

我班的大同学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认识。记得有一次矫学柏说：中国就是讲关系。张昌平、方宏建、李敏等热烈响应，打趣说可以写一本《关系学》。这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高深的思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想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指出：“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法律不外人情”。河南作家刘震云写了小说《单位》，形象化地描绘了人情世故。2013年3月8日来自陕西的周新生委员在全国政协大会作了《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短短八分钟，数次被掌声打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中国人的共情和共识。据说西方管理学界也一直把“关系”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核心命题。我至今不懂“关系学”，就像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一样。但我完全认同“关系”的重要性，认同这个词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殊意义，钦佩四十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点的学长们。

我班的大同学们，虑事周密，顾全大局，心里装着集体，装着他人。李宏祥班长和班委会组织了很多活动，板报、刊物、联欢会、运动会等等，都是学长们主持操办，忙前忙后，我只是跟随着，享受这个先进班集体的良好环境。家住济南的同学为班里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帮助，每次活动曹晓武、李涛等都主动张罗着照相，我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同学们帮着照的。大家买车票、托运行李，总少不了方宏建的身影。李宏祥班长多次和我谈话做工作，毕业后还专门写信关心帮助。张盛忠带头组织勤工俭学，每次都把我带上。刘国强每当发饭票，总会关照一句“够吃没”。我好像什么活动都没拉下，都是热心的参加者，特别是早操、课间操、下午跑步，我是从不缺席的，这个锻炼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早改成散步了。

 我班的大同学们，博学慎思，思维严谨，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其实是青年马克思派。那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青年马克思的睿智和“批判”精神，激发起大家学习的热情。很多同学都以读马恩原著为乐。我也试图跟着课程通读《马恩全集》，但只读到第四卷，就实在跟不上了。周向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代表，在王复三老师指导下组织了一组文章。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名头，也是他弄出来的。徐向红思想深邃，论证周密，配合着抑扬顿挫的曹州普通话，很有樊瑞平老师的风范；刘敬鲁爱用复合句，旁征博引，动辄“三大批判”、“绝对理念”；黄仕军马哲功底扎实，观点较为正统，被我搅糊涂时就会发急。我当时对马哲方法论最有兴趣，“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常常挂在嘴边。唐少杰、马士岭等偶尔也加入战团。地点多在宿舍楼向东伸出的那个很小的阳台上。两个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是：哲学是什么？中国的改革怎么走？关于后者，大概一致的认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动全局，都不是下边能完成的，都需要最高层决策和体制改革。一句话，“即使你当了总理也不行”。

我班的大同学们，豁达乐观，含蓄蕴藉，很有君子之风。李晓群，谈吐文雅，幽默风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曾自嘲说除了哲学什么都知道。毕玉奎刻的腊版，仿宋体，极漂亮。张鲁建每天练字，欧体出神入化。方宏建为《纵横谈》封面画的“思想者”形神兼备，使那本小刊物平添了厚重感。1980年暑期参加高考阅卷后登泰山，袁文颇同学身着短裤T恤，胸挂相机，站在玉皇顶上，玉树临风，潇洒之极。庄超英同学打靶归来，英姿飒爽。李金蓉同学，胶东普通话，很少开口，只是笑，教唱《橘颂》，发音却很标准，余音绕梁，绵绵不绝。那时的女生小合唱也很好听，与方宏建等的男生小合唱，各擅胜场。孙恒志、袁玉骝等下象棋，战场一摆，热闹非凡。围观者众多，真君子大丈夫不见，常常搞不清谁在下棋了。

特别让我铭记不忘的是，大同学们关心我爱护我，春风化雨，沁人心脾。张昌平学长，现役军人，钉钉子、拉钢丝，叠被子、凉毛巾，样样在行，事事教我。他的思想工作也很细致。一次我默写骆宾王《在狱咏蝉》，他看到了，就在我默写的纸上，写下了高适《别董大》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他是担心我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情绪呢。刘力言和我有分馒头吃的交情，学了形式逻辑，我常用“可能、不可能”提问题，刘力言总是用“已经发生了、已经是了”来回答，实然对或然，他更胜一筹。一次我不慎摔伤，刘力言等送我去医院，一边骑车一边关照，就像大哥一样。李芹大姐和我做过同桌，给我很多帮助指点。她看我笔记记得少，还专门送我一大摞笔记本。最让我感念的是几位大姐，李海燕、卢阿青、李芹她们爱吃大米，就用面票来换我的米票，开始两张换一张，后来干脆将一大把粗粮票都塞给我。大姐们以“换”饭票为名，让小弟我很有尊严地多吃点。感念，感念！

毕业后我和同学们时有联系，互致书信，大家对我依然关爱如初。我在兰州时只有一位同学来过，就是翟志玲大姐。那时，刘敬鲁已经到了北京。我和翟志玲大姐一人一碗牛肉面，边吃边谈，异常亲切。1994年在潍坊出差期间，王平同学带着沈秀敏大姐的问候专门看我，也是餐叙。2001年国庆节，我回母校参加了毕业20周年聚会，与大多数同学见了面。来北京后与不少同学相聚过，也总是相见匆匆，三言两语，虽然亲密如故，再无同窗共读时那样的感觉了。期间谈起同学们，我总是上面说的这样一些话，有些同学感受与我一致，也有同学不以为然，说我太年轻太单纯了。或许，大学亦是江湖，我独见阳光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真是一个优秀的班集体，我的大同学们浑身都是长处，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志存高远，务实理性，大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长远的人生规划，考研的，从政的，回家照顾老小的，远赴外地就业的，出路不尽相同，但都能保持初心，持续努力，干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正如班长说的，在这些同学身上，我学到不少东西，我敬佩他们，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可现在要写出来，却深感笔力不逮，越写越觉得挂一漏万，难见全豹；越写越觉得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朝来强鉏垦，秃笔时呵冻。”关于我的大同学们，先写这么多。我的拾零也先告一段落，拟撰写的军训、三登泰山、世界可知吗、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等题目，待日后再做补记。

哲学是什么？

1982年1月，毕业季。我和刘敬鲁同学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

带着的，是母校、老师和同学们的深情，而学问，却是个不敢想的事。俗话说，整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我是连晃荡的本钱都没有呀。其他专业的人，都成了专家。唯独我们学哲学的，好像什么也没学会。哲学的殿堂里堆满了珍宝，我们到这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过是转了一圈。回望宝山，两手空空。哲学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有什么用？如何推动它发展，和它一起走向未来？我一个也回答不了。更让人心慌的是，我要到兰州大学当一名老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行呢？

张昌平等同学送我到北门，十几个人，甚是壮观。灰蒙蒙的天宇下，凛冽的寒风中，我好像是一位出征的壮士。我的行装依旧简单，和报到时比，没什么变化。书，已装入纸箱，交付留校的同学帮助托运。学长们知道，他们的这位小弟远赴兰州，到那个“一川碎石大如斗，北风吹地石乱走”的苦寒之地，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告别。我也有同感。别时容易见时难啊！面对大家的殷殷嘱咐，古人送别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现，忽而全变成了余冠英先生《唐诗选》那深蓝色的封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的眼睛湿润了。

列车东去，我先回家过年。傅有德同学和我同行。他家住青州，比我远一站。一路上，傅有德谈学习，讲人生，对我安慰鼓励。

与同学分手时，一股豪情在我心头涌起，“丈夫不做儿女别，化作飞将向玉关”。回家后，面对在家乡生活的父母兄弟，想起他们对我的期望，难免生出些许悲凉，“长路三千里，故乡二十年。一声老娘亲，双泪落襟前。” 远望前路，我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去的，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号称中国“新西兰”的兰州。我的准备，除了农家子弟本有的吃苦耐劳之外，还有老师的教育，同学的关爱，这足够我忆念，并在回想中汲取力量。大学生活让我强身健骨，前途未知，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最不明白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哲学是什么？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元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不必要回答它。徐向红赞成哲学是爱智慧，方宏建认同哲学是奥逻格斯，都很高明。哲学爱智慧，不同于具体知识。哲学唯理性，不同于宗教信仰。哲学合知行，不同于艺术欣赏。哲学的来源不在哲学本身，它产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产生在科学发现与创造中，产生在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中。当今之世，在科学与民主、理性与信仰、全球化与文明冲突、人生奋斗与终极归宿等关系中，孕育着“旧邦新命”新的阐扬，面临着“天下人心”新的安放。因此，哲学无处不在，哲学家无处不在，哲学大有可为。这是学哲学者的幸运，也是学哲学者的悲哀！在这个意义上，学哲学讲哲学研究哲学，职业而已，它与创造智慧成为智者，实在没有必然的联系。故此，我多年讲课，每学期和同学们的告别语，总是歌德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也正是我毕业四十年后最想向学长们汇报的感言。人要生活，要奋斗， “蜗牛背着沉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但总有爬不动、想不动的时候。一蓑烟雨，人生已过大半；两袖清风，好运才交初始。期盼着和学长们一道，修赤子心，观沧海浪，幸福的日子万年长。

2022年5月 写于北京

文：王志功

图：王志功、《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