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崔平，男，1963年出生，蒙古族，哲学博士。曾工作于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发电厂、河北省委党校、西南政法大学，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7月山东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8年6月取得山东大学外国哲学博士学位。1997年9月评聘讲师，2002年9月在河北省职称评定中因“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越级破格评定为教授。主要研究对象为意识，涉及认识论、文化哲学、伦理学、哲学基础理论，取得了一批原创研究成果，在国家及省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自2002年到2015年先后出版专著3部，201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个人文集《重构人类理性批判文丛》（卷一《有限意识批判》、卷二《道德经验批判》、卷三《文化模式批判》、卷四《别思辑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般项目3项，省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项。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2003年获河北省优秀青年专家特别提名。2004年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才。
人物采访：
问：崔老师好！很荣幸能够采访到您。了解到您是在工作了许多年以后又跨专业考取了山东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请问是怎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山东大学、选择了哲学专业？
我的求学之路比较曲折，甚至可以说颇具戏剧性，戏中有戏。如果没有对那个历史年代阳光乍现、迷蒙童稚和身不由己的社会状态的感觉，就不好理解我的经历，甚至不能真正看清真实的我。
1979年我初中毕业，参加了高中考试，同时经过激烈的竞争也获得了参加中专考试的资格。高中入学20天后，接到沈阳电力学校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我未听高中班主任老师的劝阻，兴高采烈地退学踏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但是，入学3个月后，发现上当了！因为我了解到日后这种专业技术工作的重复劳动性质，而我自幼讨厌无聊的重复。于是心生异志，专业学习之余自由涉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从古代语言文学、司马迁《史记》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982年中专毕业到元宝山电厂工作，直到1993年以下岗作为单位同意报考的交换条件，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这12年中，我主动以工作岗位边缘化换取闲暇，每天学习至少10小时，按照预定的自学计划，系统有序地学习了大学法律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课程，同时在中专所学科学知识（电力专业需要比较高的数学知识和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把大学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的主干课程作为业余爱好读物加以浏览。在学习过程中，我产生了一种判断，那就是文化问题是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需要有一种能够给文化争论提供通约基础的文化哲学，以便打破历次文化争论均归无果的僵局。这种文化哲学逻辑上需要认识论基础，但不用读遍哲学史，仅凭参与争论的人中不乏贯通古今中外的博学大家，就可以明智地猜想，现有的哲学史中没有这种思想资源。因此，原创一种认识论就成为建立一种有用的文化哲学的奠基性任务。所以我决心迂回地取道认识论研究，而那年只有山东大学西方哲学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恰好是比较对路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
多年过去了，回头想来，当年的“阴差阳错”不是对今天的背离和曲折，而是上天安排的最合理捷径。正是科学知识的学习赐予机缘，让我初次体悟理论创造的机密，把理论创造拉下神坛。同时，也正是科学知识的学习，让我获得严格化思维的训练。这些都一直伴随和滋养着我的哲学研究。在思想荒原上的哲学探索和立论的勇气，就来自早年漫步科学殿堂时所建立的那份思维自信。
问：在山大求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的山大求学经历不平凡。这倒不是要讲自己的学习表现多么可歌可泣，而是说我每次迈进山大之门都有那么一点不寻常。
谭鑫田老师于我有知遇恩。考前我给老师写过一封万字长信，详细说明了我对认识论问题的理解和研究计划，把破解概念的意识构成原理确定为重大基础问题和突破点。不幸，入学考试分数我刚刚过线，而且最重要的是排名最后。谭老师破天荒地采用了具有很大复杂性和异议风险的差额复试录取方式。直到现在，我所见到和听到的谭老师，是一个温文尔雅、处世柔和、行事平稳的人。这让我感到，老师是把他平生心藏的那份桀骜和果断全部给予了我。因此，必须说，这是大恩！正是这份扶助，一直激励我在预定的研究道路上奋发不息，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是兑现当年给老师的那份承诺。二十年来，深夜的灯光不是要辩护老师当年非常之举的是与非，而是要把谭老师对我的恩，诠释为对天下的惠！
傅有德老师是搭手接济我跨过学术道路上沟坎的人。考虑到个人研究方向和学术风格与时下主流学术观念的摩擦，我一直策略地没有走考博道路。人可以坚守自我，孤芳自赏，但这种对本心的收获，毕竟是要付出某些社会代价，终归还是会损伤几分事业。傅老师世事洞明，积极创造机会帮助我申请“论文博士”，抹去了我教育经历的缺憾。惜我者，傅老师也！
答疑解惑是老师的职业和义务，公共角色使它只可能培育尊敬，却不能在学生内心种植必须私底铭记的人情。但是，我们所得到的那些超出教师本职的付出，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私人恩典，值得而且必须永远珍藏。
问：看到您对认识论、伦理学与诠释学等领域都有所研究，您可以具体谈谈您的学术历程吗？
我是带着原创志向走进山大的。我认定，不管学术上取得什么其他成果，只要不能实现自己的哲学原创目标，那么弃理从文这个人生道路变轨就毫无价值。当时，我明确意识到这种选择的三重风险，而且每一种风险的失败概率都远远大于成功概率。第一种风险是原创思想难以产生，因为原创思维本身不但带有极大的难度，而且具有心灵活动上的偶然性，一个人不管你多么努力和坚持，都不一定获得灵感降临这份幸运。第二种风险是，中国传统的和现实的学术研究理念与原创思维不那么兼容，我的学术志向与主流学术形态存在高温摩擦，不易见容于世，因而即使有新思想产生，也大概率难以发表，更别说接受。第三种风险是，不论前两种风险哪一种风险成为负面现实，都会造成工作和生活中的困厄潦倒。基于这样的预期，我觉得必须严密行事，非常严肃地做足了承担一切的心理准备，认真谋划了学习的路径和方式。首先，我把阅读中的最高任务规划为体察参悟哲学家的理论制造方法和技术，体会理论建构中的逻辑思维，学习哲学论证，那些具体章句的记忆非我所钟爱，学会制造思想而非消费思想才是我心之所系。第二，带着自己的问题阅读，检索哲学史相关思想并努力进行批判，用批判兴趣统帅文本阅读。第三，无所偏爱和好恶地全面阅读各种哲学文本，按照著作的历史顺序稳步推进。于是，我心无旁骛、没有周末概念地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史的学习，每天阅读十个小时左右。这种纯粹的集中阅读状态一直到1998年底，持续了将近6年。其结果为，直到2001年9月，我没有一个被印刷出来的文字。
总算皇天顾我。在学习中，逐渐积累起思想的力量，一来基本掌握了理论构建方法，二来通过那些重大哲学文本所埋藏隐密的数次洞察经验，树立起思维能力的自信。同时，随着且读且思，闪现了解决自己心中问题的方案。于是，我便买上一撂稿纸和一只钢笔，从图书馆转移到了自己的哲学作坊。
我并不觉得自己这种学习和研究经历具有什么经典意义，相反认为是非常个性化的，完全取决于我个人性格中的处事保守谨慎因素和心智上的才思迟缓。哲学史上不乏浅涉而马到成功的天才。
问：您出版了包括《有限意识批判》《道德经验批判》《文化模式批判》和《别思辑类》在内的“重构人类理性批判文丛”，构建了一个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可否请您讲一下这部文丛以及您主要的学术观点。
2002年我出版了《有限意识批判》，完成了整个研究计划的奠基工作，获得了走向自己学术目标的出发点。接着，2006年出版了《道德经验批判》，2015年出版了《文化模式批判》，同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重构人类理性批判文丛》，至此完成了20多年前的心愿。这三部著作完全采取综合演绎方法，没有借用任何经验材料，是纯粹逻辑分析的建构物。这种方法表现与三部著作的任务紧密相关。三部著作旨在揭示（一般）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的发生、存在和变化的绝对普遍原理，在逻辑上落入先验区域，因为从认识方法论上看，只有先验角度才能逻辑匹配绝对普遍性，而任何先验哲学都绝对排斥经验论证杂质。同时，这三部著作之间也具有严格的逻辑演绎关系。《有限意识批判》分析意识的普遍存在形式或者说构成结构，阐释思的纯粹意识起源、形式和先验命运。《道德经验批判》挖掘那些成就一个道德行为而获得一次道德经验的前提条件，从中显示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距离，它完全以《有限意识批判》所得到的意识的一般存在原理为前提，系论性地作出一切伦理学论断。《文化模式批判》则是以《有限意识批判》、《道德经验批判》的某些普遍论断出发，系论性地推导文化意识的发生、存在和变化原理。区别于所有文化研究著作，其中没有出现一个具体文化现象。这一特点使它从方法论上保证免受任何可能的所谓“某某中心论”的批评，从而获得逻辑上的普遍有效性，拥有对文化争论一切参与者的普遍约束力量。回头看，三部著作鱼贯而下，而《有限意识批判》的实质展开起点就是存在断言“有某物”这三个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这三个字中推出了90万字。这一思想经历使我彻底抛弃了所谓西方语言适合哲学思维，而汉语不适合哲学思维的说法，因为这场庞大的逻辑推理见证了汉语对逻辑思维的承载和适应能力。我相信，中国哲学史中逻辑思维的乏力不是汉语的毛病，而是思想者的问题。没有伟大的使用者，就不能成就语言的伟大。如果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那么德语就不会是今天的“哲学语言”。
与独立的哲学思考同时，我感到对中国来说，在做哲学之外还有如何做哲学这一重要的元哲学课题。在西方，虽然也没有对这一元哲学课题的非常系统化的研究，但他们是在一种基本符合原创规律的思维传统中自然行动着。与西方不同，中国学术缺乏丰富的原创经历，更遑论关于原创的元哲学反思。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学术团体缺乏原创欲望，但欲望是一回事，懂得如何实现欲望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的健全原创观念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生存条件，也是中华民族成为创新民族的重要条件。所以便以严肃的学术态度研究原创规律问题，形成了近30篇论文，收纳于《别思辑类》上册，名为“范式篇：为原创学术发凡请命”，其中，斩断了中国学术传统一贯信奉的学术积累与思想创新之间的必然联系。
我的三部著作给大家以晦涩感，这与我的思想展开方法与人们的通常思维习惯存在巨大差异，以及思想内在构成环节的严格逻辑性有关，我坚信绝非语言表达所致。作者的语言要写照思想，反过来，读者的思维要跟随语言走进思想，二者的交集是思想。因此，一旦出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困难，大概率都是思想本身惹的祸。有鉴于此，我努力发表文章，在思想的形式层面上申述自己的著作，希望给出理解上的指引。这些工作反映在《别思辑类》下册的“北斗篇：创新思维的语境指引”中。
获得了新哲学，便是占据了俯视哲学史的另一个视点。在完成独立的哲学理论建构之后，哲学史中的一些重大现象和重大问题在我眼中发生了骤变。一来为表达和分享对哲学史的严肃关切和心得，二来为显现自己新观点的思想效力，我写作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哲学史评论文章，它们被收录于《别思辑类》下册的“新鬼篇：哲学建构的哲学史批判效应”，其中最给我成就感的，是那些在逻辑上彻底颠覆康德批判哲学的论文，它们足以打破康德哲学不可超越的神话。
问：老师一直关注中国经典解释与中国学术创新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可以谈谈您的见解吗？
在我的研究中，中国经典解释与中国学术创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中国经典解释的关注是近五六年的事，纯粹由于偶然机缘所引发，当然也是有以往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我不是作中国经典的，但前几年一次偶然查阅资料的机会，让我看到儒家在“仁”概念和道家在“自然”概念的解释上，都存在严重混乱，而这种混乱是由解释方法逻辑地造成的。于是，我急儒家急，急道家急，因为这两个概念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们的解释直接影响儒家和道家思想面貌。所以我决心运用自己意识哲学的基础，对两个概念的解释作出方法论改变，替儒家和道家找到对二者的确定解释。目前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可喜的是，由这次管别人家的闲事，意外触发了我把自己的理论成果运用到诠释学领域的过程，并且在思考相关问题过程中深入触及了一直纠缠西方哲学家的“真理”概念问题，并进一步扩展到“存在”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均已基本结束，正在构建颠覆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新诠释学。
相反，中国学术创新问题是内在于我的研究主题和总体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其情形前面已经叙述。这是一个对中国哲学发展来说更加关键更加重要的问题。对此，我多年来可谓思之殷殷，忧之切切，所以在这里有三句原则性的话急着要说。第一，必须变革学术观念，包括学术理想、学术类型意识。要反思学术最高使命和最高境界，合理安排“述”与“作”的学术地位。与此相联系，要树立学术类型分化意识，同时包容传承性研究和创造性研究，防止非此即彼，建立起健全的多元学术生态。第二，要加强问题意识，培育哲学问题国产化能力，使我们有可能提出回应时代现实的哲学问题。哲学提问需要特殊的逻辑方法和技术，不是随便加个问号，人人可为的。如果没有专门的哲学提问训练，明确哲学提问规范，建立合格哲学问题的标准，那么就不可能提出有效的哲学问题，或者不提问题，或者乱提问题——要么无聊要么可笑。空洞无物是无聊，经验琐碎即可笑。哲学提问要有身份尊严自觉性。前些年我发表了《升华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张力的哲学操作制度》一文，表达这方面的思考。第三，必须克制传统自恋，开发逻辑思维，加强哲学论证意识，制订和执行合格哲学理论的建构标准，力争哲学思想的精致化、系统化、严肃化。哲学不能满足于搭鸡窝，更要立志造大厦。
问：您认为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做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实际上是一个不具有可回答性的问题，因为它的前提是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但恰恰是这个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哲学”，还没有普遍定义。这就是哲学史被任意书写这一乱象的原因。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相反是一个触及到哲学未来的大问题。因为，不勉强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明它不可回答的原因，具有揭示哲学未来的重大意义。从学科的现代意义上说，所谓哲学虽然有最古老的历史，但是却还没有完成学科化。由于哲学这种知识的内涵不确定性，导致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操作规范、可接受性标准等这些现代学科要素上，都无法作出规定并达成共识。因此，哲学至今缺乏有效的语法，不能进行真正的交往和对话，从而聚集在“哲学”名下的众人也就难以被看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我觉得，不管所谓哲学史上出现过多少伟大人物，或者贡献过多么宝贵的知识，从“乌合之众”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用它来形容整个哲学史都是恰当的。学术研究的社会化是学术发展的推进器。一切热爱哲学的人都有责任肩负起澄清哲学的任务。哲学必须加快自身立法，早日拥有自己的思维制度。届时，那将是哲学重开纪元，再创世纪的大事件！
问：在做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您是怎样要求自己的？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应当怎样做哲学研究，可否给同学们一些建议？
在多年的哲学研究中，读书我力争读心，把握作者的精神活动脉络；立论我坚持论断的明晰性、普遍性、确定性，非此不言。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遍标准，因为怎样读书要与一个人的学术目标相一致，如何立论要与解决问题的期望值相匹配。
如果你要做一个哲学史家，那就要进行哲学史家式阅读，明章句而究背景，待文本为知识；如果你要做一个哲学家，那就要进行哲学家式阅读，明逻辑而究玄机，待文本为智慧，重历思维形式而已。此间差别不可不明，因为那些哲学史家式阅读换在哲学家目标下，几近为零阅读。
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你仅仅期望获得或然有效性的论断，那么自可采用不那么严格的认识方法，比如归纳、经验直观等，在某种感悟下作出判断；如果你期望获得必然有效的论断，那么必须采用本身提供论断必然性保证的认识方法，比如演绎，审慎推进认识环节。而为认识先行赋值也不是任意的，而是被认识对象和认识宗旨确定的。
问：老师，能谈谈您目前的工作重心吗？
我的书虽然写得晦涩，但初衷却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反差在我心中形成一种强大张力，推动我作出彰显著作意义，使著作走进人心的各种努力，或者通过让著作撞击哲学史而释放理论力量，或者通过让著作接触现实而转化为实践力量。但是，对此，我并不乐观。“未来”这片可能空间是神秘的，其中没有预定的路标。我甚至迷惑，对于我，成功这个词应该怎样诠释。
做尽人谋，举目星空。自古有言，天意弄人。这个弄字，道明万般不测；一个人字，说遍天下：或许是我，或许是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