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岳，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本科毕业，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现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曾任市委办公室主任、乡镇党委书记、省委办公厅副处长。专业研究方向为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村社会学。曾连续五年参与起草山东省委1号文件，并参与起草了大量重要调研报告和省委领导讲话材料。著有《国家政策在农村实践过程的理解社会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等专著，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红旗文稿》《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多篇，是山东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人物采访：
问：您对当初上学期间山东大学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是山东大学90级本科生，当时山东大学就有两个校区，洪家楼校区人少一点，中心校区人多一点，我们戏称两个校区分别是“植物园”和“动物园”。我印象中的洪家楼校区很幽静，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较少，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大家比较悠闲，给人随遇而安的感觉，这种描述比较符合社会学同学的心态，可能外语、经管那边的同学学习要紧张一些。我印象中洪家楼校区的西门虽然不够气派，但在我看来比较符合大学的气质。
问：您能结合一下近期的研究谈一谈乡村振兴吗？
乡村振兴在政策上给出了大的方向，但在政策的操作化层面还比较模糊，缺少一个明确的方向，引入市场要素是目前的正在探索的一个方向。对乡村振兴的研究避不开农民这一主体，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裹挟，会受到社会认同度的影响，比较明显的就是舆论对政策的左右，所以作为政策的制定方来说可能会进退失据，首鼠两端。比如：中央提到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协调，这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问题本身存在已久。现代农业一般具有规模化和资本化的特性，资本需要雇佣劳动力，在雇佣关系资本处于主动、强势的地位，小农户该如何衔接资本？这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很容易受价值、观念的影响。
仅从研究的层面来说，很多学者喜欢讨论应然的问题，有的时候这种讨论成了对中央指示的复述，而学者应该以实践为目标研究政策操作方面的问题，论述只是一个过程，不能把发表文章作为研究的终点。而以发表文章作为出发点往往就会出现一个倾向：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就背离了研究的初衷。
乡村振兴本身就是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具有实践的紧迫性，而以文章发表为目标的学者缺少这种紧迫性，项目结项万事大吉；但政府和企业避不开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失败就要付出代价，他们如饥似渴地需要理论方面的支持，但脱离实践的学者是提不出来的。
简单来说，我认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是农村地区如何承接外来的高质量资源要素，在这个问题操作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激发农村的内生力，激发农村的内生力是为了让它产生一个可以对接外界资源的平台，而不是让农村产生出这些高质量的资源。二是突破行政区划对产业融合的限制，在过去血缘、业缘、地缘在村庄这一级集成，所以村庄自然而然地成了农村的基本生产和行政单元，而现在的生产活动已经超出了村庄的界限，单个村庄已经满足不了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需求，也就实现不了扩大再生产基础上农民收入的增加。
问：目前学术界对于资本下乡有一些争论，您能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吗？
学术争论首先要对概念有个界定，我们要在一个意义上去讨论这个问题才是有价值的，观点才能产生对话，如果对概念的界定相去甚远，那么大家都是在自言自语。现在学界没有自觉地对乡村振兴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大家讨论乡村振兴的角度不一样，表面热闹但形不成对话，相互之间可能还会产生一种鄙视，形不成一股合力。我认为至少要将乡村振兴划分为几个领域，领域之间是平等的，集中在一个领域里的讨论才会产生碰撞，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交流。
学界讨论的资本下乡中的“资本”是什么，在哪些领域？大家没有统一，很多情况下的讨论是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出发，缺少科学性，这是不符合学者身份的。学者做研究难以避免某种价值的涉入，但不能因此让研究失掉科学的根本属性，让这种研究完全的意识形态化；即使做一些关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作为学者要做的是要将其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不同学术观点之间才可能形成对话，我们才可能去与其他文化进行学术意义层面上的沟通。对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进行术语化，将本无以名状的事物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去研究，而不是忽视它。
问：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您认为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做一些深入现实的研究？
首先，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本土的知识，我们的现实是研究的基础，你的科学研究要奔着现实去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我们的目的是将现实问题在学术层面研究明白，而局限于某种学术体系就本末倒置了。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对复杂现实术语化、概念化的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比喻大家都能明白，把制度比作建筑物，较低层级的行政单位比作地基，但只是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不去研究这些基层行政单位是如何运作的，这没有太大意义。我们要去发现中国社会中的“真问题”，去研究它，没有合适的概念、方法，我们就去创造，将这些问题纳入到学术体系中去研究、解决。
学术研究可以有预设，在预设条件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和理想状态是存在差距的，但这种差距是能够给予现实一定方向的，所以要明确你自己研究的性质：是不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有些学者区分不好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做纯粹理论研究的学者按捺不住去直接干涉政策，就会产生麻烦，好比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医学家，成就再高也不能证明自己可以进手术室操刀，但这并不是一个评价的标准，就像我去评价一些学者不适合做政策研究，并没有损害他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成就，这是因为专业分工不同，相互之间的地位没有高低之分。而现在对这种专业分工存在一些误区：一是找一些理论专家去设计政策；二是要把不同分工排个高低贵贱。
问：您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实事求是一直是我们基本的思想、工作方法，我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就很好的做到了理论学习和现实实践的衔接，他是带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去应用他的知识，而不像部分学者是为了特定的项目或目的，去田野里调研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像古代官员，既是研究者又是实践者，既有理论研究的动机又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这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现在可能不具备充分的条件。
如果通过我们学者的努力，将有着十四亿人社会的独特的运行方式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总结提炼，让我们本土的社会学研究能够与世界对话，这样将会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学者的首要的使命；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探究，努力尝试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善社会运行的状况，启发和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两者的前提都在于我们要“求真”。求真要求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有特定的伦理，明确自己的边界，一旦混淆，形不成对话，反而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