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马广海，男，1959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社会》杂志编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山东省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及山东省教育厅优秀社科成果奖等多项科研奖励。曾被选举为济南市历城区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济南市历城区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常委。
人物采访：
马广海教授接受访谈
一、缘起：四十年回望，那个炎夏的记忆
问：马老师您好！今年是咱们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建系40周年，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本次访谈。作为山大社会系最早期的核心成员和见证者，站在这个节点回顾过往，您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或者说一提到山大社会学，是否有某个特定的瞬间或画面出现在您脑海中？
在这个时候确实更容易在脑子里回顾这40年的一些情景和事情。但很难说会只想到某一个瞬间或画面，因为山大社会学40多年的发展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对我来说，有太多值得回忆和记述的事情。要说首先想到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还不在这40年之内，而是再往前几年。
问：再往前几年是什么事情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呢？
山大社会学是1986年正式建系并招收第一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但在1983年春天，社会学专业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我大学毕业留校的岗位就是要参与社会学专业筹建的。当时哲学系79级毕业生留校三个人，其他两位同学留在中国哲学和伦理学专业，而我就留在了将来的社会学专业。我毕业留校后，山大社会学专业创始人、第一任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利用暑假假期到学校图书馆摸清山大社会学方面的图书资料的情况。
济南七月的天气特别热，放假后我就一头扎到了图书馆书库去查找社会学方面的图书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系统，一些多年没人借阅的图书目录卡片也不全。冒着酷暑，我从尘封（真的是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多年的书架上一本本地查找、记录。大概查阅了七八天，记满了厚厚的两个山大备课本。这两个备课本我保留了很多年。现在我还记得还非常清楚，在书库里我查到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1920年代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中译本），一本紫红色硬皮精装本。还有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还有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像记不清哪位作者的《初民社会》等。也查到过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费先生所谓错误观点的小册子。
问：为什么您对这件事情的记忆这么深刻呢？
因为那既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工作任务，也是我从事社会学专业的起点，更是我在社会学专业的学习上所接受的第一节社会学课程的教育。徐经泽老师去世时，由于疫情不能去参加徐老师的告别仪式，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发到了学院工作群里，缅怀徐老师对山大社会学的贡献以及感谢徐老师对我自己成长的帮助。通过这一节课，我知道了那么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学者名字以及没听说过的他们的著作，同时，也让我开始思考当时的一个社会学理论问题。
问：是什么理论问题呢？
刚才说的在图书馆看到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我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大致翻阅浏览了该书，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上大学时读过李达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纲》，发现两本书在体系和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很自然地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来看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我国社会学中断了将近三十年后的重建之初，这是很多人的疑惑，也是当时很多人写文章讨论的问题。记得1986年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也涉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二、拓荒：从零起步的筹备岁月
问：您回忆起20世纪80、90年代的山大社会学建系时期，当时条件有限，咱们系在恢复重建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一个首要的困难就是师资问题。要创办一个招收本科生的社会学系，必须有相对完整的师资队伍，要不招进学生来没法给学生开课。但是，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系统学习过社会学的老师。山大社会学系创始人徐经泽老师那时经常说，他也没有真正学过社会学，只是在50年代批判社会学时接触过一点社会学，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说过“社会学”这个词，所以，在师资方面几乎就是空白。
问：山大历史上有没有过社会学教育？或者当时山东大学有没有以前学习过社会学的其他老师呢？
在山大社会学建系之初，可以说社会学在山大历史上就是空白，但现在看来似乎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因为自从2000年三校合并为新的山东大学后，山东大学就和当年的齐鲁大学有了某种联系。齐鲁大学的社会学传统还是非常有影响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有著名社会学家余天休、杨懋春等任教于齐鲁大学社会学，并产生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但在我们建系之初对这些历史并没有人知道，当然那时候也不认为原来的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有什么关联，尽管两校都曾是齐鲁大地上的著名学府。关键是没有什么社会学学者从原齐鲁大学进入山东大学。
问：那就是说，在社会学专业师资方面当时就是空白状态对吧。
虽然当时山大有两位老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学社会学的，但事实上可以说就是空白状态。
问：是哪两位老师呢？他们参与过社会学专业的筹建和以后的教学工作吗？
一位是王建老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当时在我们学校外文系教外语。另一位是贺湘霞老师，不记得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好像是在山大图书馆工作。听徐老师说，王老师曾经为当时留校准备做社会学师资的1980级“社会学班”讲过一次课，但由于身体原因，以后没有再参与社会学系的筹建和教学工作。而贺老师则完全没有再涉足社会学。记得那时我在学校门口见到贺老师，她说自己多年前学的社会学早已过时了，也早就不做专业了，所以就不参与当时的社会学筹建工作了。现在想来贺老师也许有自己的苦衷，因为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是被批判的对象，那时很多人对恢复社会学还心有余悸。以前社会学出身的学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人生挫折，不愿意再涉足这一领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问：那咱们的专业师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时徐经泽老师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立足于培养青年教师，同时，从其他相近专业调入部分中年老师作为过渡，然后再一步步发展壮大。徐老师经常引用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说法来阐述当时的办学路子，就是“先有后好”。其实当时全国的社会学重建工作差不多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走过来的。
问：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培养青年教师的呢？
为了尽快储备一定数量的授课师资，徐老师当时采用的方法，一是派人到外校进修，一是在校内举办社会学班。当时从1980级校内文科的几个系中选拔了一批大四学生集中组成一个“社会学班”，毕业时再留取部分毕业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我们系的杨善民老师就是那时留下来的。我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则被徐老师派到南开大学去进修，但那位去进修的老师回来后不久就调往其他学校去了。
问：您去南开大学进修主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1983年社会心理学学科刚恢复不到一年，也是为了尽快发展这个学科，教育部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年（1983年9月到1984年7月）的全国社会心理学教师进修班。徐经泽老师就联系了当时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苏驼教授，派我去了那个进修班学习。顺便说一句，南开大学是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社会学专业的摇篮。早在1981年就举办过全国范围的所谓“黄埔一期”社会学班，现在国内外一大批知名社会学学者就是出自那个培训班的。徐老师在山大办的社会学班也是参考了南开班的做法。
问：您在这个进修班上的收获大吗？
收获还是很大的。我那年6月份毕业，暑假后9月份就去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1984年7月初结业。整整两个学期，那时候一周是6个工作日，几乎每天至少一个上午的课程。学习了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各学科十几门课程，全是由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给我们授课。如，社会心理学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中国弟子吴江霖先生给我们系统讲授了将近一个学期；西方心理学史是北京大学的沈德灿教授给我们上的；心理统计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孟庆茂两位教授给我们系统讲授的；南开大学的孔令智教授为我们系统讲授了普通心理学，杨心恒教授给我们系统讲授了社会学概论，等等。还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为我们开设了专题讲座。费孝通先生非常重视这个进修班，我记得费先生曾经先后两次到南开大学为全班学员作演讲。以后与南开大学乐国安教授说起这个班，他说，你们那个班很厉害，含金量很高，全国很多著名学者都去给你们上过课。
问：到1986年山大社会学系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师资队伍齐备了吗？
应该说社会学的主干课程基本都有老师承担了，虽然当时我们都是刚刚接触社会学不久，教学水平不见得有多高，但我们从第一届本科生开始，课程体系设置就比较完善。前些年我遇到一位现居美国的86级校友，她说她去美国后发现当时我们社会学系开的课程和美国大学的社会学课程差不多，为此她还很惊讶，那时山大就能开出那么多社会学的专业课程。
问：那就是说我们社会学专业的起步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顺利的。
是的。那时我们还引进了哲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几位硕士毕业生到社会学；另外，从1984年开始，徐经泽老师在哲学系的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也陆续留下了一部分做师资。在建系之初不久，社会学系的师资规模就达到了二十几人。为此，徐老师非常满意，他经常说：“几年前就是我和小马（指马广海教授）两个人，现在有二十多人了！”
三、蹉跎：发展道路上的坎坷曲折
问：建系之后我们社会学专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应该说在建系之初的几年里我们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当时我们社会学系在国内社会学界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一是在建系后不久，山大社会学系就主办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当时全国主要高校的社会学系都有学者与会；二是建系不久我们就创办了《民俗研究》杂志，虽然当时还只是一本内部刊物，但已经在国内社会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记得1987年冬天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参加会议，有其他高校的老师就对我们做的这两件事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有几位青年学者的科研成果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关注。
问：这么好的势头为我们专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吧？
是的，我们建系这个头开得很好，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以后的发展道路却是曲折不平的。建系后不久我们就在很多方面遭遇了不少挫折，使我们的发展大受影响，远远低于我们应该达到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问：都有哪些方面的阻碍和挫折呢？
首先一个是师资流失问题。刚才说了，建系之初社会学系的教师很快就达到了二十几个人。但进入1990年代后，就开始出现了比较频繁的人员流动。有出国一去不回的，有进了省市党政机关的，也有调到学校行政部门的，还有调到山大其他系或其他学校的，更有直接辞职下海经商的等等。当然，人员流动是一个正常现象，什么时候都会存在。但对于我们这个刚刚建成不久的专业来说，过于频繁的流动显然影响了师资队伍的稳定，也给教学科研等方面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比如，有一位原来教社会调查方法的老师，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但当时正赶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这位老师在学校没多长时间就辞职经商去了；还有一位教社会统计学的老师，也没在系里待多长时间，就出国再也没有回来。一位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很有造诣的青年教师也在刚进入90年代就出国不归了。这些重要的专业课程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师资，是很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另外，在这些流失的教师里不乏在学术上已经有较大成就的青年学者，他们的出走对于我们专业在以后的发展是很大的损失。当然，每个人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和前途，所做的任何选择我们都是应该尊重的。
问：为什么会在90年代出现这么大的教师流失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是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背景以及当时高校自身的境况有关。进入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社会的活跃程度、开放程度前所未有。像出国热、经商热等，整个社会都很普遍，而高校里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高校教师这个职业并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看重。原因就是当时高校教师的收入和其他各方面的待遇都很不尽人意，那时高校被叫作“清水衙门”。还有，学校的教学设备、办公条件等也都十分简陋。社会学系从1986年建系一直到2000年，都是在现在的洪楼校区，那时叫“老校”，在6号楼办公。那个楼现在整修得很漂亮，但当时用“破烂不堪”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有校领导当时就说这是个危楼，要拆除。记得有一年我在办公室里正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突然下起了大雨。楼顶严重漏雨，雨水直接从三楼流到了一楼。所以，以后校友返校和他们见面时，我常说，当年让你们在那样的环境里上学，觉得很对不起同学们。
马广海教授参与校友返校活动
问：但这肯定不是您的责任啊。
对，确实不是我的责任，我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但作为当年他们的老师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问：那时候我们也还是要继续引进老师吧？
是的，一直在不断引进。但是随着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成熟，对于引进教师各方面要求，如专业背景、学历学位、科研成果等条件也都逐渐提高了。因为我们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是在学科建设上亟需跨上一个台阶，需要有更强大的师资队伍。我们社会学硕士点是1995年才开始招生的，相比于很多晚于我们建系学校的社会学硕士点已经是比较晚的了。2000年国家布置了博士点的申请工作，我们很希望能赶上这班车，建成社会学博士点。我曾经向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谈过我们的情况和想法，想请郑老师帮我们出出主意。但由于当时我们的力量实在太薄弱，用郑老师的话说，你们自己专业仅有一位教授，这种条件申请博士点的难度是大了些。所以那次机会也就只好作罢了。
问：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申请的是吧。
是的，当时的学科点建设政策是5年一次申请工作，我们需要备战2005年的申请。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师资力量发展壮大的问题上了。一方面现有教师需要有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引进各方面条件优秀的青年教师。但当时引进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问：引进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社会学人才稀缺，还有就是济南市这样的半边陲地理位置对引进人才也没有优势。那时全国的社会学博士点很少，社会学博士毕业生稀缺，尽管当时学校对于引进博士的条件很优厚（引进的博士直接给副教授职称），但依然无人问津。2002年春节刚过四五天，在北京有一个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会，我去想看看能否引进一两位博士，或者至少引进几个条件比较好的社会学硕士（那时学校还可以引进硕士），但最后却一无所获。不用说博士，就连当时几个有意向的北大、人大的硕士最后也都杳无音信了。
问：那我们在2005年申请博士点了没有？
当然要申请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准备，2005年我们第一次参与了博士点的申请工作。虽然那次申请最后没有成功——我们对此也有思想准备——但据说专家给我们的评议成绩还是很接近上线水平的，也算是功亏一篑吧。
问：那是很可惜、很遗憾的。
申请不成功当然可惜，但最可惜、最遗憾，也是最无奈的，还不在于申请没有成功本身。因为那时候首次博点申请失败的情况比较普遍，第一次申请的作用通常是本单位学科队伍“登台亮相”，“排上队”，等再次申请时一举成功。但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等到2010年下一次机会来临时，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根本就没有申报的资格。
问：怎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2005年申报博士点的同时，国家还开展了一项新的学科建设的申报工作，就是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但是，这么一项如此重要的申报工作，我们社会学的一级学科硕士点却被漏报了！而到了2010年，国家对博士点的申报政策却做了新的调整：不再像以前那样按照二级学科点申报，而是只接受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但申请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前提条件是，要么你已经有了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要么你已经有了一级学科硕士点，但这两个条件我们一个都没有。因此，我们眼看着全国一众和我们水平差不多的兄弟院校社会学都上了一级学科博士点，我们却只能乖乖地从头再来，申请一级学科硕士点。面对这种局面，那种挫败感是无法言说的。
问：这对于我们的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可是重大的损失啊！
是的，对于像山东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一级学科博士点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学科的生命线。一个专业如果没有博士点，就意味着没有发展前途。研究型大学中，一个专业若没有博士授予权，它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问：但好在我们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最后还是申请成功了。
最后是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得太晚了。耽误了我们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回顾山大社会学发展的这四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学科建设的路子走得极不顺利，真是一波三折，岁月蹉跎。
马广海教授在“朱雀讲坛”主讲“当代我国社会阶层问题”
四、欣喜：那些打心底里高兴的事
问：从刚才听您讲的这些往事里确实感受到我们专业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很多波折，老师们也付出了很多艰辛。那么，作为全程经历了山大社会学这四十多年发展历程的老师，您今天再看我们的专业，有哪些事情是让您打心底里高兴的呢？
从我们的专业或学科今天的发展情况看，最令人欣喜的就是我们社会学有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或者说有了一支优秀的青年教师队伍。今天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和势头是20年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了一支优秀的年轻教师队伍。差不多是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国内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培养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因此能够引进一些优秀的博士毕业生来山大工作；另外，去国外著名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拿到学位的留学生陆续回国的也多了，近十几年我们就引进了多位国外著名大学的海归博士。这些年轻教师的到来，为我们专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动力。
问：这些青年老师的优势是什么呢？
他们大多数是从本科起就系统接受了社会学的教育，然后，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又都接受了严格、系统的硕士、博士阶段的社会学专业训练。所以他们的专业起点高，学术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发展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问：这些青年老师都在哪些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呢？
据我所知，近十几年引进的这些青年教师，很多都在国内外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高水平的研究专著。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关注和赞誉。由于成果突出，好几位青年老师都是在较短的任职时间内就升职为教授、博导。还有一些老师获得了省级、国家级的荣誉称号。
问：青年教师对于我们专业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对吧？
当然。如果一个专业现在没有一批学术素质高、学术水平好、研究成果过硬的青年教师，这个专业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力量，就没有未来，或者没有希望。作为一个自己从事了几十年的学科专业，一定是从内心里希望看到她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问：除了优秀的青年教师队伍，还有其他令您高兴的事儿吗？
有。作为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高校教师，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曾经教过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学生。
问：您教了这么多年书，有哪些优秀学生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吗？他们在什么方面的优秀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呢？
有，太多了。作为一名老师，自然是因学生在学业上的优异表现而高兴。不得不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很优秀。在课堂上和优秀的学生相遇真是教师生涯中最大的幸事。不管是在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的课堂上，总能遇到这样勤于阅读，勤于思考，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仅举一例，今年马上就要毕业被推免去清华大学读硕士、博士的一位本科生。他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课非常认真，从每次课堂讨论的发言中，可以听出他有着广博的阅读面，他的阅读内容不仅仅限于社会学专业。从他条分缕析、旁征博引的讨论发言中，能听出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历史学方面的知识都很丰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是表达不出那么明晰的学术观点的。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偶然提到了我国一位早已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说他在60年代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尚未说出书名，他在下面就小声地把该书的名字念了出来。你可以说这是巧合，但这种巧合也不是偶然的，毕竟这种艰深的非本专业的学术著作，并不是谁都有兴趣去关注的。以前的毕业生中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转换了身份，成为优秀校友了。
问：是不是优秀的校友也是令您高兴的一个原因？
是的，有优秀的学生自然就会有优秀的校友或系友。在山东大学，相对来说我们社会学还属于发展历史较短的专业。但是这几十年来的毕业生都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在各行各业都有十分优秀的代表。例如，在学术界有著名的教授学者，甚至有美国著名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管理岗位上有大学的书记、校长，在商界也有成就斐然的商业精英。当然还有很多尚未走向社会正在国内外著名学校读博深造的我们的优秀毕业生。他们都是我们社会学专业的骄傲。作为曾经给他们上过课的老师，欣喜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问：看得出来您在谈到这些优秀学生时的欣喜之情，优秀成才的学生也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最大回报。
是的。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有三乐”的三乐之一。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和系友，作为老师当然是很快乐的。虽然我并不认为就是他们在课堂上学的那些东西成就了今天的他们，但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师生们一起度过的，这是事实。作为一个老师，曾经参与过他们成长、成就的经历，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之乐。
五、展望：前程辉煌的期盼
问：面对40周年的系庆，您对即将迎来新征程的山大社会学，在发展方向或专业特色上有什么建议吗？还有，您对山大社会学最大的期盼是什么？
一个专业或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专业特色，我觉得主要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和结果。对于一个新建的专业来说，对发展目标和发展特色有一定的规划是必要的。例如，在我们建系之初，徐经泽老师曾提出我们应该以农村社会学为发展特色。因为山东是农业大省，研究农村农业问题会有更便利的条件。但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专业学科来说，它的发展路径和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注意力所决定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科，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性的，需要靠老师自己的能动性。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的老师应该积极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在自己研究兴趣的基础上，把个人最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这样既发展出了个人研究专长的领域，也发展出了我们专业的突出特色。
问：最后，您对我们社会学专业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谈了很多这四十多年山大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的波折和困难，可以说，我们经历了筚路蓝缕的艰辛时光，但我们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而我所期盼的当然是我们专业会有更为辉煌的前程！所以我建议，这篇访谈稿的题目不妨就叫作“筚路蓝缕，前程辉煌”。
文：马广海、亓鑫
审核：林聚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