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金光亿（Kwang Ok Kim），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在当代中国和韩国本土研究方面都有杰出贡献。曾在韩国发起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建“首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曾先后担任首尔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及韩国文化人类学学会主席。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2009年被韩国授予“国家杰出学者”奖。2013年3月22日受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任职于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系，曾任系主任。
人物采访：
一、跨国寻踪结学缘，笃志华北探文脉
问：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四十周年，我们计划对系里的老教授、老前辈进行访谈，您是国际知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是山大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与推动者。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大概是哪一年来到山大的，又是因何机缘与山东、与山大结缘的？
我第一次来山大是1990年，准确来说是5月4号。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往来。我来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之后经费孝通先生引荐，前来山大访问交流。
我一直想要研究中国，尤其聚焦山东地区。我从小就关注从古代到现代关于中国大陆和东亚地区包括韩国还有日本之间的文明交流、人的流动历史与文化关系。家庭环境中，我从小学习汉字，酷爱读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听长辈讲述中国故事而讲解孔孟思想和儒学，包括讲解《论语》《中庸》等内容。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外，高中时我喜欢唐宋诗词和近代文学比如鲁迅的作品。当时我读的都是韩语翻译版，所以我对中国一直比我的同龄较熟悉。
我本科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外语系，主修德国文学。后来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本科毕业后又进入人类学系。大学里我组织关于社会文化的各种研究会，参与相关社会活动。当时韩国的青年学生普遍关注国内各类社会和政治问题，包括社会结构的问题、现实矛盾、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弱者和贫困的再生产机制等等。总的来说，是关于人和人类的文化实践问题。缺乏实践力的知识是空的知识。因此，为了探究活的知识和思想我选择了人类学。人类学里我特别关注东亚的社会文明实践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固然有其价值，但实质经验上的弊端也十分突出，我们一直关注如何克服所有的制度和理念的局限，也因此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好奇。我们期待通过中国的丰富历史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发现另一个比较研究的出路。为扩展知识的地平线，我也关注全球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东亚国家和民族之间有共同性也有异质性或者多样性。我希望通过整体研究方法了解人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然后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了解韩国与其他东亚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动力。
于是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师从莫里斯·弗里德曼教授，他是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学者。牛津人类学派的标语是诶文斯-普理查德提倡的“empirical philosophy”，是在经验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当地人们产生而实践的知识体系。因此，田野调查（Fieldwork）和民族志再现（Ethnographic presentation）是人类学方法的核心。通过田野调查我们才发现“现在”是过去即历史的积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是牛津学派的特点。弗里德曼先生强调东亚，特别是中国，是文明历史悠久的复合型国家，可启发形成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当时中国大陆还没对外开放，因此我不能做田野调查，只能在图书馆里做文献调查和参加导师组织的学术讨论会而学习。
问：您当初为何选定山东作为长期研究的核心区域呢？
中韩1992年正式建交。之前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和中国建交了，只有韩国是最后和中国大陆建交的。我在牛津大学研究中国的时候发现，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多前往广东、福建、云南、广西，也有到香港和台湾等东南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研究，几乎无人研究华北地区。我认为华北地区在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层面非常重要。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更重要的是因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社会结构、历史背景、文化体系上有很大区别，因此我要专门研究华北地区。我便向我的导师提出想要研究山东。
当时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我找到了日本南满铁调查局在1939-43年进行的华北地区五个村落调查报告《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我分析的资料是关于华北地方村落的社会结构、村落之间的各种关系、亲族制度的特点和日常生活实践方式、婚姻网络、民间宗教和民俗，从而写了一篇综合性民族志形式的163页的硕士论文Inter-village Relationships and Affinal Ties in North China。其中我特别关注济南历城区的冷水沟村和周围的十几个村落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时条件受限，我无法直接进入开展实地调研，我便前往台湾做田野而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二、助力初创兴学科 全职筑系启新篇
问：1990年您初访山大时，社会学系还处于初创阶段，能否和我们分享下您早期的学科建设经历？
我首次到访山大时，山大社会学系建立不久。我结识了时任系主任徐经泽教授，还有西敬亭教授和李树军副教授以及几位刚毕业留校的青年讲师如杨善民。徐教授最初是政治学家，一位德高威望的可以说我心中代表性的中国学者。他受费孝通先生影响，意识到社会学的重要性，推动了山大社会学系的建立。在徐先生的带领下大家对社会学充满热情。通过几次交流，我对徐先生的发展和建立社会学学科的理想和信仰很感动。我们两人意气投合而组织了社会学系发展的相关活动。应他的邀请我做了一系列讲座，特别是介绍国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当代理论和研究方法论。其中徐老师对于田野调查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支持社会学一定要遵守实证主义方法。他主张社会学者一定进入社会而开展实地调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因此，他希望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结合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山大学派社会学。他吩咐青年教师陪我去山东省很多农村调查，同时跟我学习如何做田野调查。我邀请徐先生来韩国交流，山大社会学系与首尔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合作意向，参观韩国农村社会，并做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讲座。
我们同意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很重要，要深入基层，和老百姓沟通，了解人民真实的社会生活。后来我介绍冷水沟村研究，系里的老师们热望参加冷水沟村的田野调查。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还不发展，调研条件艰苦，我便拿出自己的部分研究经费资助老师们开展调研。在徐老师指导下青年教师们带着学生，在冷水沟村进行了同吃同住共同工作的田野调查实习。这段经历给学生们，尤其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收获了村民的信任。1991年我再次来到山大，和徐老师商议拓展调研地点，前往山东省内很多地方。我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有两个核心地点：一是济南郊区的冷水沟村，二是淄博桓台县的东营村。我和山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共同开展山东农村综合调查，徐老师也申请了省政府课题，和我一起做项目。关于泠水沟村，徐教授出版了《现代化：乡村的选择》；关于东营村出版了《东营村：走向现代化》。后来山大社会学系林聚任、杨善民、解玉喜等教授团队结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继续调查冷水沟村于前几年出版了《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我继续进行关于东营村综合性的田野调查而在韩国出版一本书《革命与改革中的中国农民》。
问：后来您是哪一年正式入职山大的？在人类学系筹建与学科发展中您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中韩建交以后，两国往来变得非常方便，山东大学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开设了社会学、民俗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等主题讲座。同时受费孝通先生邀请，前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担任顾问、访问教授，同时在北大授课。 从1990年到现在我一直保持与山大的关系，一边在北大工作，一边来山东开展田野调查。2012年我从首尔大学退休时，山大正在筹建人类学系，当时全中国仅有三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和厦门两所人类学系当时已经建立二十多年，山大人类学系是刚建立的。以前我推荐了北大的一位学生前往哈佛大学留学，他（胡宗泽）后来加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系成立他任系主任。2013年经过那位系主任介绍山大聘请我前来助力人类学系建设，授予我人文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当时国内外几所高等院校纷纷表达特聘我的意向，但最后我考虑与山大和山东的关系而选择了山大。特别意义在于想在山大建立最理想的人类学系，尤其是答应费先生的吩咐，即为了中国人类学发展来做贡献。我便正式在山东大学全职工作，参与了学科建设包括引进人才和招专业学生、教学设计、组织教研活动、本科生教材编写等大量工作。建系初期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博士，外籍学者占多数，中外学者共同建设学科，这在全中国都是很特殊的。
我来还不到三年，原系主任突然离职而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刚建立的教师团队让我近七十岁的外籍一级教授来担当系主任，负责整个学科建设的事务。中国的学校尤其是山大的体制，行政系统，教学设计等很多是与国外不同，我有些陌生。刚进来的青年教师们也还没有具备适应能力。学校没有确保对于这样襁褓之学科的支援与资源。这样的状况下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发挥合适的作用是受限制的。我专心全力投入内部团结和稳定化。在学院领导们的热心关照和师生合作协同下，我们终于突破这些难关而逐步走向稳定发展。我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建设高级而稳定的教师团队。我们成功聘任一位国际著名的老学者当讲席教授，但是没成功引进正教授级人才。在中国人类学界引进教授级人才很不容易。我们确保了几位副教授级人才，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后有的没实现。目前，人类学系教师团队还不完善。现在有两位特聘教授（已到期），四位副教授，三位助理研究员。
三、杏坛授业传真知，田野深耕育英才
问：您到山大任教后，主要负责哪些教学和指导工作？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您最重视什么？
我发现咱们山大人类学系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来自全中国各地，英语水平、数字和计算机能力都很强，学习接受速度很快。山大人类学本科生的专业训练水平已经受到全国人类学界的高度评价和信任。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导师都很认可山大本科生的专业基础。我最看重学生学习的系统性，教材和理论体系是核心。任教期间我一直主讲《人类学概论》。在每个学科，基础概论课程都非常重要，因此国外很多资深老教授即经验和知识丰富的教授会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科认知。因为在中国对于人类学的认识还不高，最初第二年学生分流时选人类学专业的很少。后来我担任了这门课，早上7点打车去兴隆山或者软件园校区上课，三个小时的授课。结果，选人类学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3名增加到了12或17名。
我教学主要强调两个核心：一是实证研究，也就是田野调查；二是比较研究。很多学生偏重关注自己的社会。教师们鼓励学生打开视野，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对比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印度等不同国家的差异与共性，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够做更科学、客观地认识我们即中国社会。学术研究需要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社会的特点和现实。因此，在中国大学里我们最初设立了地域社会与文化相关的课，讲授东亚社会与文化、日本社会与文化、韩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与文化等。
另外，我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精神。日常生活里存在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性别差异、社会机会分配等等都值得提问和研究。作为社会学的学生，要主动参与社会问题研究，有挖掘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大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关注国家社会问题，社会成员的素质决定其社会的素质。山大是培养国家骨干人才的摇篮。二十年后，现在的学生们都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年轻的时候就要关注身边的社会现象。我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开展田野调查，调研主题非常广泛：城市里不同的青年群体的适应方式和他们的理想，各个群体的幸福观和实质生活，老龄化社会的问题，社会弱者的生存方式，农村城市化和农民的存在样式，家庭、婚恋和生育观念的变化等等。我带学生前往农村、社区、公园、市场等进行田野调查。疫情背景下，学生们还研究了国家和社会应对特殊公共事件的方式。从2023年开始系里的几位老师也参加田野调查。学生们汇编的田野调查报告书已经达到7卷。
还有山大人类学系追求学术活动和学生的实践活动的国际化。我们多次召开国际学术大会和国际研讨会，比如 “东北亚跨国流动”（2014），“中日韩家族文化实践样式比较研究”（2019），“东亚人类学者联合会年会”（2021）， “亚洲地方振兴比较研究”（2024），组织“人类学特讲论坛”和“人类学前沿讲座”。还通过《山大人类学公众号》在全世界传播山大人类学活动。前年，我们师生一起前往韩国开展海外田野调查。通过在仁川华人街调研，探究不同地域华人因当地政治、社会结构、环境的特色，如何形成多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四、四秩弦歌承薪火 千秋社学续华章
问：站在山大社会学系建系40周年的节点上，您对在校学生更好学习社会学、人类学有哪些期待、建议？
社会学、人类学，核心都是研究“人”、研究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一直跟学生说，学习这两个学科，要坚持“包容世界、关怀他人”的态度。当前我们既要深耕农村社会，也要重视城市问题，把社会学理论和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度结合，形成我们独特的学科特色，打造独属于山大学派的学科。
问：对于山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您又有怎样的期许？
学科发展要注重跨学科融合。我在山大十多年，见证了学科的发展。学生入学后会进行专业分流，有的专注人类学，有的专注社会学，但国外高校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跨学科融合很成熟，我们可以积极借鉴。同时，社会学、人类学是国际化的学科，学生一定要学好英语，拓宽国际视野。人类学的知识、方法，不只是可以做学术研究，也能适配医学、法学、企业管理、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元领域。国内和国外的培养模式有很多差异，我们的学生要打破局限，多元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应该加强交流，一起开发课程、开展研究项目、举办实践活动，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文：张泽宇 温家乐
审核：林聚任
